近期搬家，在整理家里的老物件时，几封来自基隆的书信引起了我的注意。书信是用繁体字写成的，是姥爷的一位老友写给他的。信封上面的邮戳特别多，看来是几经辗转才来到姥爷手上。在那个车马邮件都慢的时代，似乎任何事情都阻挡不了姥爷的老友想回来看一看的强烈愿望。
当年的他们都曾参与抵御外敌的入侵，为国家作出巨大贡献，只是后期因为种种原因，一个选择留在家乡，而另一个去了基隆。但他们仍是挚交，是华夏儿女，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
姥爷1987年退休，但那时非常缺少大学生，他便留在当地一个乡里担任文化站站长，负责帮助乡里建设书屋、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等，继续为党发挥余热。他上知天文，下懂地理，在读书方面对我影响甚多。也是在那个时候，一到寒暑假，我便被托管在了姥爷那里，跟着他读诗词学历史，看着大人们在文化站举办诗词朗诵大赛、服装设计培训……
后来，写信成了姥爷和老友交流的重要方式。他们在信中书写着各自的生活、儿女的近况，每封信的结尾几乎都是“无论前路多难行，都要亲眼看一看故乡。不知何时能归”“无论你何时回来，我都在这里等你”。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芒种时节，姥爷的老友终于踏上了归程，老两口带着小儿子，开启了第一次探亲访友之旅。轮船、飞机、汽车，几经辗转，三人才风尘仆仆地抵达。近乡情怯，抵达时才发现故乡变了，又似乎没有变，湛蓝的天空下，金灿灿的麦子在微风吹拂下一眼望不到头。当时恰是麦忙假，大家都在地里忙着收割麦子。上小学六年级的我则戴着草帽，提着铝壶，负责为大人们送凉白开。刚把麦子扎好的姥爷，一眼望见了三人，高兴得像个孩子朝他们跑去。一句“俺回来了”，两人便热泪盈眶，乡音未改，而两鬓早已斑白。我望过去，似乎两人都在颤抖。
姥姥赶紧从院里走出来，迎接客人。头一天，她就专门请人把家里的大肥猪宰了。当时我心里还美滋滋的，想着姥姥又要给我做大餐了，但又感觉好像哪里不对劲。姥姥从天刚蒙蒙亮时就开始准备，一桌饭菜里面，有几道更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十年之后我才深刻地理解到，这不仅仅是一桌家宴，更是一顿团圆饭。
见到客人，我还有些害羞，眼巴巴地躲在姥爷身后。可是，他们手上的“拍立得”和手持摄像机却勾起了我的好奇心。那个时候，在麦忙时能吃上一口雪糕，便是件幸福的事情，哪里见过这些设备。一个县里，也只有在电视台和一家国企照相馆里，才有胶卷照相机和笨重的摄像机，一次拍摄完还要等上好久才能拿到照片。新物件让我开启了“十万个为什么”模式，问得叔叔不知所措。
饭后，姥爷带着他们参观了家乡的老宅子。夜里，乡下的小院里，一大家子便围坐在炉子旁边闲聊，炉子里煮着新产的信阳毛尖，旁边堆着一些烤花生、地瓜。我依偎在姥爷身旁，听他们讲着过去的故事：如何躲过日本人的搜查与盘问，如何趁着夜色救出战友；在冰天雪地里渴了就拿雪或冰溜子解渴，饿了就吃上一口自带的红薯、野菜……我竟在一旁似懂非懂地睡着了。
第二天，天没亮，姥爷几人便去祭奠祖先和已故战友，睡眼朦胧的我也被带去磕了几个响头。姥爷说要让我记得先辈们的事迹，不能忘了本。是啊，生在和平年代的我又怎知他们的苦，没有他们的浴血奋战，又怎么换来我今天如此安稳的酣睡，还谈何读书、吃雪糕？
1994年，一首《春天的故事》唱响大江南北。没多久，家里便装了固定电话，姥爷和老友的联系更加方便了。1995年，父母有了第一部爱立信手机，姥爷可以随时随地联络挚友，在传统节日里互道一声问候，念念不忘的还是何时能再相见。
再后来，机缘巧合之下，我来到福建读研，之后便留在了当地工作。工作地有许多台胞投资建厂，一个个工业园区鳞次栉比。也是在工作之后，我才知道那一次成功的探亲访友，是在祖国、两岸同胞以及工商业界人士不懈推动下，历经坎坷、曲折才实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