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在城内南台岛靠乌龙江一侧，有一片冲击洲地，因地形独特，状似青螺，被称为“螺洲”。清朝侯官（今福州）人许遇曾有诗一首：“螺女江空一派秋，白沙如雪合江流。旗山更在沙痕外，一叶渔舟几点鸥。”描绘的便是福州螺洲一带的山水风物。螺洲有一陈姓人家，唐末从河南固始南迁福建，自明洪武年间从福州长乐定居螺洲，人称“螺洲陈”，堪谓闽都名门望族。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陈氏家族中的陈淮成为“螺洲陈”首位进士，自此簪缨绵延不断，世代书香。数百年以来，才俊辈出，星月交辉，如陈若霖，曾任清朝刑部尚书，也曾担任林则徐的老师；更有晚清陈宝琛，为清朝末代皇帝宣统的帝师。被誉为我国经济学界“一代宗师”的著名教育家陈岱孙，也是来自螺洲陈氏。
陈岱孙，原名陈縂，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生于螺洲。他的祖父陈宝璐是陈宝琛的三弟，光绪十六年进士，曾被清廷委任为刑部主事，也是清末知名学者和当地颇有名气的画家。陈岱孙的父亲陈懋豫（1878-1947），是陈宝璐的长子，光绪癸卯科（1903年）举人，曾任职海军学校校长秘书。陈岱孙的母亲罗伯瑛，是福州南营罗家罗丰禄的长女。罗丰禄（1850-1903）毕业于船政学堂，1877年成为第一批赴欧洲留学的海军生，曾入幕于北洋大臣李鸿章，长期担任李鸿章的英文秘书兼外交顾问，对晚清的外事活动有一定影响。在这样的世家出生成长的陈岱孙，后来虽然长期“旅食他乡，回里的次数极少”，但年少时故里的耳濡目染和家族环境熏陶，为这位不凡的翩翩公子，打下了扎实的根基。
作为家中长孙，陈岱孙6岁即入私塾读书，在祖父的督促下，通读四书五经，国学基础厚实，尤其酷爱读历史。洋派的外祖父则为他请了英文教师，自幼就掌握了英文。15岁时陈岱孙考入教会办的福州鹤龄英华中学读书。1918年夏，陈岱孙参加了清华学校在上海的插班生考试，考入高等科三年级。正是这一次上海之行，对他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时他在紧张的考试结束之后去黄埔滩散步，当要步入公园时，眼前的“华人与狗不许入内”牌子使他惊呆了，年轻的陈岱孙“只觉得似乎全身的血都涌向头部”，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在此萌发。直至数十年后，九旬高龄的陈岱孙仍称此为“一个刺心刻骨的打击”。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唤醒了众多学子的爱国热情，也促使陈岱孙进一步思考中华民族何以积贫积弱的原因。在参加了游行、请愿、宣传活动后，他意识到，富强是中国的当务之急，他由此产生了“经济救国”志向。1920年的毕业选拔中，他成功取得了公费留美的资格，入读威斯康星州立大学经济系三年级。1922年，考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整整四年，从不外出游玩，在图书馆中专用的小房间里发奋读书”。在1924年取得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后，又在两年后一次通过答辩，顺利获得了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陈岱孙在美国六年，得了三个学位，还因成绩突出，荣获了美国大学生的最高奖。1926年，陈岱孙赴欧洲各国进行考察、进修和研究。于1927年返回故里，同年9月，应聘赴任清华学校大学部经济系教授，是当时清华学校最年轻的教授之一。1928年起他任清华大学经济系主任，1929年起兼任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同时成为清华大学教授会、校务会、评议会的成员，作为左膀右臂襄助梅贻琦校长，使得清华仅用十年时间，便由游美预备学校成长为国内一流学府。
抗日战争时期，陈岱孙随校奔赴长沙、昆明，参与建立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历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教授、系主任，并一度任西南联合大学商学院院长。在长沙、昆明共八年半，陈岱孙住过戏院的包厢，也曾和朱自清同宿一室，生活拮据，但在炮火和极端贫困中，他克服种种艰难困苦，坚持教书育人。陈岱孙后来说：“西南联大存在九年，不只是在形式上弦歌不辍，而且是在极端艰苦中，为国家培育出一代的国内外知名学者和众多建国需要的优秀人才。”
1945年抗战胜利，陈岱孙作为清华大学保管委员会主席，身携巨款，最先回到北平，接收和恢复清华大学。1949年，新的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成立后，陈岱孙兼任校务会委员。1952年夏，他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中央财经学院第一副院长和财政系教授，主持全院工作。1953年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1954年起担任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校务委员会委员，直至1984年。陈岱孙前后在清华和北大两个最重要的大学，做了54年的系主任（其中1952-1953年调任中央财经学院副院长），执掌中国最重要的两个经济学阵地长达半个多世纪，这在我国高等教育史应该是绝无仅有的。从1927年执教开始，他培养了许多经济人才。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学界中至少有四代人师出他的门墙，受过他的恩泽。
陈岱孙授业严谨认真，每次上课，都是提前到。他讲课无讲稿，但学生课后翻阅课堂笔记时总发现，不增不减，那就是一篇浑然天成的好文章。陈岱孙一直担任教学工作，临近九十岁之际，他才不亲临讲坛，但仍在家中对学生和青年教师面授，解惑释疑。他虽是不苟言笑的，但他对学生的任何进步都深感欣慰，教学之外，人们对陈岱孙认真、高效、一丝不苟的行政工作能力，也同样抱有高度的评价。耄耋之年仍以身作则积极参加经济系和教研室的教学工作和各种活动，每次开会他都提前到会，而且从不早退。他学贯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主要著作先后收集在《陈岱孙文集》（两卷本）和《陈岱孙学术论著自选集》中。他在学术上的卓越成就，树立了新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榜样，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陈岱孙一生淡泊名利，生活俭朴。复校北平后以极低廉价格购置的家具，一用便是半个世纪。谈到金钱，作为经济学宗师，他淡淡地说：“人不能没钱，钱是需要的，但如果做事情完全为了钱，抛弃理想和事业，那是很危险的。”他肯定钱应有的作用，但反对拜金。他乐于助人，对学生的困难则关怀深切。自己生活清贫，却设立了奖掖后辈的奖学金。将省吃俭用的积蓄用于捐资助学，帮助生活困难学生。
1995年，陈岱孙九十五岁寿辰，他的学生们从世界各地赶来参加这场盛大的庆祝会。他在会上做了在公众场合的最后一次重要讲话，可谓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某种总结，如今看来依然令人感佩：“在过去这几十年中，我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一直在学校教书。几十年来，我有一个深刻的感受，就是看到一年年毕业同学走上工作岗位，为国家、社会服务，做出成绩，感到无限的欣慰；体会到古人所说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的情趣。”
1997年7月28日，陈岱孙以97岁高龄与世长辞。这位闻名中外的经济学家、教育家，用他漫长的一生，专注一事：教书。并以其渊博的学识、杰出的学术成就、儒雅淡然的君子风范，为一代又一代的学生所景仰。树人堂下桃李多芬芳，此生只为一事来，这就是将教书育人作为终生事业的陈岱孙。
年轻时负笈海外，青年时期为清华之中坚，壮年时于困境中与同仁勉力维持西南联大，抗战胜利后在清华复校大业中奔走，知天命之年受命组建中央财院，而后又长期执北大经济系之牛耳，陈岱孙一生为中国教育事业忙碌奔波，回乡的次数极少，上世纪80年代，他在回信给沈祖彝（两人系姑表兄弟）中写道：“除夕惠兰及肉松、熟鱼等物俱先后收到，多谢。熟鱼盖已三十多年未尝矣。村宅处置事，从矩弟（注：为陈矩孙）处略知梗概。虽历史陈迹，但得此而保留百年前之一建筑，亦有一定之意义”。由此可见陈岱孙的乡愁和对故园的深情。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乌龙江不舍昼夜，带来的泥沙堆积，早已让螺洲和南台岛连为一片。旧时的人事，也已成为历史书页上的资料记载，但这片土地上尊师重教、笃学不倦的风气以及追慕一代爱国学者济时救国伟岸情怀的情感，从不曾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