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以降，福州工商业繁荣，文教兴盛，藏书名家辈出。其中，徐㭿、徐熥、徐𤊹父子三人大概最具代表性。徐氏家住于山北麓，其藏书楼是当时文人雅士汇聚之地。
父子三人，以徐𤊹 最为风流。徐𤊹年少成名，长相俊朗，一生纵情于诗酒书画，遮掩了其在茶文化方面的睿智与灵光。徐𤊹实则也是明代福建最有分量的茶文化学者，有不少著述，如《蔡端明别纪》，记录了蔡襄为人、为政、为学、为茶、为艺等事迹，是研究蔡襄思想的专门著述，可谓史上开蔡襄研究之先河。后世对蔡襄顶礼膜拜者代不乏人。谢肇淛为《蔡端明别纪》作序时，却称唯有徐𤊹为蔡的“异代知己”。
天启六年（1626）夏，徐𤊹夜宿鼓山。饭罢，独自前往灵源洞。此时，月上东海，涧底泉流，松风仙梵，如一首天籁之曲……徐𤊹一边汲泉，一边备火，然后驻足蔡襄“忘归石”题刻前，双手不停地在题刻中摩挲，嘴里不停地在念叨，似乎触物生情，不知什么时候两眼已噙满泪花。
原来，蔡襄于庆历六年（1046）陪同福建路转运使邵饰登临鼓山也是同一个日子。当年，诸人一定心情大畅，因而留下鼓山史上最有名的摩崖石刻之一——忘归石。
不知不觉，时光已经过去了580年……
看来，这完全是徐𤊹精心准备的一场与蔡襄的隔空对话。在鼓山的静夜，他们都聊了什么？
徐𤊹一定会告诉蔡襄，他搜寻到前贤当年在建州任上放置在署衙的《茶录》石刻拓片。蔡襄文采风流、吟赏高标，与“一日不饮茶，语言都无味”的徐𤊹一定意气相投。徐𤊹的《茗谭》显然有意对标蔡襄《茶录》，不论是思想深度还是文字展陈，《茗谭》都极为精彩。比如，茶之“四易四难论”：种茶易，采茶难；采茶易，焙茶难；焙茶易，藏茶难；藏茶易，烹茶难。植茶、制茶、品鉴等都是很有技术含量的，各个环节稍失拿捏，则前功尽弃。
徐𤊹大概还会告诉前辈，时移世易，如今流行的是散茶泡法，对茶的品鉴有了新标准，文人圈早已不醉心于酣畅淋漓的斗茶，而是孜孜以求“茶理”。由于明代饮茶方式出现革命性的变化，茶人对茶叶的认知出现了理性的跃升。在当时的福州，以徐𤊹、谢肇淛、喻正为核心的茶人群在钩稽茶理、探究茶趣方面，取得了不弱于江浙文人的成就。就以福州人用茉莉花等浸水泡茶来说，徐𤊹就大不以为然，认为虽香气浮碗但有悖茶理，倒不如把花放在几案上，茶香花香相得益彰，既合理，又有趣。
《茗谭》开篇即言，“品茶最是清事，若无好香在炉，遂乏一段幽趣”。对茶趣的孜孜以求，沿袭至后世。清初福州人陈元辅《枕山楼茶略》也专门论述了茶趣，深叹饮茶得趣不易。但若不得茶中之趣而信口哺啜，又与嚼蜡何异？
明清茶人如何得趣，名堂多得很。似乎有好的饮茶环境是首选。凉台静室，窗明几净，依坐窗前，帘外竹枝摇曳，晏坐行吟，与友或清谈或觅句即可得趣。“梅花树下读离骚”时品茶有趣，“杨柳池边听黄鹂”时品茶亦有雅趣。得趣的表现是，如清风投入肺腑，两颊微红，即便冬日，也周身和暖，如饮醇醪。得趣毕竟是一种自我体验，如罗廪所说，饮茶之趣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个中微妙，只有心知，好像用再美好的文字来描述，也令茶趣打折扣了。
话说回来，鼓山那场“异代知己”的隔空对话，不觉已近400年。届时，我辈茶人当否在忘归石前来一场思接千载，意与古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