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福州郎官巷的严复故居（资料图）。记者邹家骅摄
今年是严复先生辞世105周年。回顾他坎坷的一生，其内心最大的痛，莫过于科举情结。他聪慧过人、学贯中西，康有为誉其为“精通西学第一人”，梁启超亦盛赞“于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他译介的《天演论》等西方经典著作，掀起了近代中国思想启蒙的浪潮，为晚清社会变革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然而，这位率先洞悉传统制度弊端、大力倡导西学革新的先驱，一生却深陷科举情结，四次乡试悉数落第，成为其人生难以释怀的内心隐痛。严复的科举执念并非单纯的个人功名诉求，而是传统士人文化浸润、晚清官场体制桎梏、个人报国理想与时代转型阵痛交织的复杂结果。读懂严复的科举之路，便多了一个窥见其复杂内心与时代烙印的侧面。
严复。资料图
一
“科举”，顾名思义，有分科取士、诏举贤良之意。作为传统文化独具特色的选官制度，科举制自隋开皇年（605）肇基，至清光绪末年（1905）废止，绵延逾千年。在摒弃了世袭、察举、征辟和九品中正制等旧式选人制度之后，科举为天下所有读书人，尤其是寒门士子提供了相对平等的晋身之途、入仕之机，成为传统社会中寒门子弟改变命运的重要通道。
严氏家族深受传统文化的浸润，严复早在七岁便入私塾攻读四书五经，打下了扎实的旧学根基。四年后，父亲严振先发现他混迹普通学子之中，恐难有出头之日。尽管行医所得并不宽裕，严振先仍不惜重金聘请饱学之士黄宗彝老先生为严复做家塾辅导。若不是父亲猝然离世、家道中落，严复或许会如万千传统学子一般，循着“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轨迹，寄望于科举博取功名，走完属于传统读书人的人生道路。但是，传统旧学的深度浸润，为其终身难以割舍的科举情结埋下了深层思想伏笔。
被迫无奈之下，严复报考了马尾船政学堂，主要是为了减轻家庭负担：该学堂衣食住全包，每月还发放四两纹银的津贴。这一选择并非出于他的个人志趣，而是他在绝境中的现实妥协。尽管驾驶专业并非其心之所望，但他的过人聪慧在求学路上已显露无遗。该学堂的第一届驾驶专业招收了105人，经过5年严格的学习与考核，最终仅33人毕业，严复便是其中的优等生。
1877年3月，清政府派出第一批28名留欧学生，分赴英法留学。在英学习期间，仅有6人考取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严复位列其中。留洋期间，严复幸遇他人生中的贵人——时任驻英公使、后兼任驻法使臣的郭嵩焘。1878年6月考试结束后，郭嵩焘邀请严复等人到巴黎参观考察。这段经历让严复得以近距离观察西方社会，他感慨“西洋胜出，事事有条理”，这也为其日后的思想启蒙埋下了伏笔。可以说，严复能成为一代思想先驱，既离不开远涉重洋的留学经历，也离不开这段深入西方的考察见闻。
二
1879年8月，严复从英国如期归国，彼时的他风华正茂，踌躇满志，满心期待有一展抱负的机会。然而，现实却与他的期许相去甚远：他并未像同窗那般跻身海军将官之列，而是辗转于马尾船政学堂与北洋水师学堂之间，从教习、总教习到会办、总办，看似职务步步升迁，实则不过是囿于学堂的教书匠。从担任“洋文正教习”起，他一待就是20年之久，常深感“公事一切，仍然是有人掣肘，不得自在施行”。而且，他与上司李鸿章渐生分歧。满腹经纶、一腔热血的严复，始终难以忍受这般怀才不遇的憋屈处境。
到哪里寻得一方叱咤风云、挥斥方遒的舞台呢？科举！严复的心中认准了这条路。
深入骨髓的传统文化烙印，早已刻进严复的精神底色。留学归国的第二年，他特拜著名“桐城派”宿儒吴汝纶为师，这便是最好的例证。吴汝纶旧学深湛，乐闻新知，严复一直以师长视之，曾言“吾国人中，旧学淹贯而不鄙夷新知者，湘阴郭侍郎以后，吴京卿一人而已”（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尽管严复是一位见过世面，喝过洋墨水的留学优等生，却好像始终无法适应中国的“八股文制度”。他虽然屡屡踏进考场，却每每名落孙山、铩羽而归。
严复对科举的执念，除却想要通过科举寻得施展政治抱负的舞台，更受当时社会风气的裹挟。尽管有沈葆桢、李鸿章等朝廷重臣的举荐，他却终究抵不过清王朝僵固老化的体制束缚。在清代的世袭官场中，只有通过科场考试，获得举人、进士的功名，才可算是正途出身。即便严复后来补授四品“侯辅道台”，彼时官场仍有不少官至一品、二品者，临近告老还乡，仍以中过进士、状元为荣，这便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严复虽才思敏捷、学贯中西，却因未通过科举步入仕途，始终难脱世俗的睥睨目光。在科举至上的时代风气中，即便是他这样的学界大师，也终究难避流俗。
为谋求政治舞台的一席之地，严复于1885年、1893年两度回闽应试，又在1888年、1889年两次入京参加顺天乡试，最后一次参加乡试时，他已近不惑之年。内心厌恶科举却又不得不屈从传统的现实，在他心中交织成难以言说的纠结。他当年从家乡“考走”，如今又回归故里应试，其心中的酸楚与无奈，唯有自知。
严复这般奔波于福建与京师之间，数次奔赴科举考场，难道仅仅是为了博取一个举人的名分？即便乡试得中，从举人到进士，再到殿试夺魁，后续的科举之路又有多长？在科举时代，一个读书人从童生到生员（秀才），需历经县试、府试、院试三级考核；考中秀才后，还要通过乡试、会试、殿试等更为严苛的高级考试。自宋代以降，乡试、会试、殿试三年举办一次，也就是说，每三年全国仅能诞生一名状元。中状元之难，难于上青天！
科举制度延续至清代，已是苟延残喘、弊端丛生，远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以严复的锐利眼光，不可能未曾察觉这一点，只是传统的力量太过强大，在怀才不遇的现实面前，他终究只能选择屈从。而这份屈从，换来的却是鲜为人知的屈辱与失落！
三
如果不是中日甲午在海上那一场恶战，严复的科举梦可能还会一直做下去。而这场海战的惨败，让国难深重、民族危亡的现实摆在眼前，也让严复幡然醒悟。
面对国难深重、民族危亡的时局，严复拍案而起、笔醒山河。一方面，他大量翻译介绍《原富》《群学肆言》《穆勒名学》等西方学术著作，将西方的经济学、社会学、逻辑学等诸多学科介绍到中国，为国人打开了看世界的新窗口。另一方面，他还在天津《直报》上接连发表《论世变之亟》等五篇政论文章，振聋发聩。这一系列充满战斗激情的政论文章，不是简单的悲愤发泄，而是一次对中国专制政体从治统到道统、从形式到内容的彻底清算。他提出将开启民智、丰裕民力、教化民德作为标本兼治的变法图强方案，为救亡图存指明了方向。
一卷《天演论》，更是以石破天惊之势，拨开大众迷雾，唤醒东方睡狮。严复以世界的视野审视灾难深重的中国，以进化论和“天赋人权”的思想为利刃，开启了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
他坚守“教育救国论”，先后主持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上海复旦公学、安徽师范学堂的校政。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后，他出任首任校长，凭一己之力守护了北大的根基。他倡导“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这是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修正），探求社会改革路径，力图师夷长技以制夷，矢志不渝地追寻救国图强的理想。
四
1906年，清廷推行“新政”，正式废除科举制，停止了所有乡试、会试和各省岁科考试。听闻这一消息，严复并未有丝毫欢呼雀跃，反而生出英雄迟暮的悲凉，发出“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慨叹。那句“四十不官拥皋比，男儿怀抱谁人知？”道尽了他内心的怅惘。科举制的消亡，让他一生执念的科举梦彻底破碎。而在风雨飘摇的时局中，他的强国梦也显得愈发渺茫。
1910年，清政府鉴于严复的巨大贡献，赐予其文科进士功名。此时，严复已有了复旦公学校长、安徽师范学堂监督、学部审定名词馆总纂、宪政编查馆二等咨议官等履历，在翻译领域更是成就斐然、享誉中外。只是，这份迟来的、由朝廷恩赐的进士功名，真的能让严复聊以自慰吗？答案或许只有他自己知道。
这般怀才不遇的心境，于严复而言，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他一生孜孜以求科举功名，只为“要改变职微言轻的状况”，能在救国图强的道路上拥有更多话语权。可谁曾想，晚年的他竟以“国学大师”的身份参与筹建孔教公会，提出“尊孔保教”的主张。这并非简单的复古守旧，而是他以反思与回归中国传统文化的形式，完成了一生的探索与追求。在时代与个人、新学与旧学的悖论与怪圈中，他终究将精神的慰藉，安放于故乡福州郎官巷的一座小楼。
1921年10月，他硬撑病躯坐在榻旁，思维清晰地写下：“民国十年，岁次辛酉，十月三日……”结束了简短的开篇，他随即把“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列在了遗嘱赠言的第一条。两周之后，这位近代中国的思想先驱溘然长逝。
回顾严复一生“批判科举却屡赴科场，倡导西学却归心儒道”的悖论，并非个人性格迂腐，而是新式知识分子独特的精神困境。
正如严复的寿域，年轻时他曾在《辟韩》中批判过韩愈，临终前却亲书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中的一句话“惟适之安”。这句话刻在他墓地的青石围幛上。这简简单单的四个字，或许正是严复一生在新与旧、进与守、中与西之间辗转求索的最终答案，也是这位近代先贤留给世人的无尽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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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8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