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日傍晚散步,偶遇先生的小学老师。闲谈间,老师笑着问:“还记得你读书时,班主任选你当班长,你张口就说‘我才不给你当班长呢!’”先生摇头笑了。那位班主任从教多年,头一回遇见这样执拗的孩子,又好笑又无奈。回办公室后,他把这件事说给同事们听。
我问先生:“当班长多神气,多少人盼着,你怎么就不乐意了?”他说:“大概贪玩吧!”我纳闷了:一个连班长都懒得当的人,怎么成了教书先生?
先生说,小时候家里穷,母亲身体不好,父母整日忙于农活,很少顾得上他。作为老大,他除了上学还要做家务:洗衣、做饭、喂猪、拾柴、替母亲抓药……啥活都干。至于读书,也没太用功,课听了、作业做了,成绩倒也还行。印象最深的是小升初考试,考场在离家七八公里远的乡里中学,天刚亮就步行出发。午饭后,第一次离家的孩子头一回见到架子床,兴奋得上蹿下跳,床板踩得咯吱响。
初夏午后闷热,中午又疯玩,下午考数学时困意上来,迷糊中被敲桌声惊醒,睁眼看到老师,慌忙低头,卷子还有大半没做。埋头疾书,没写完,下课铃就响了。成绩出来,离县一中差了0.5分,只能去了乡里的普通中学。
每周靠双脚走完那段长长的路,书包里背着一袋米、一罐咸菜,一整星期顿顿咸菜下饭。好些同学觉得苦,可先生觉得读书是件幸福的事,没有干不完的活了,只管上课、吃饭、玩耍。
中考时父母希望他报考师范,那时考进师范就等于捧上铁饭碗了。可分数超了录取线,面试被刷了下来,不知缘由。老实的父母一声叹息后,决定借钱让他复读。复读那年没啥压力,都学过一遍,有时上课还打瞌睡。
第二年暑假,太阳火辣辣地晒着,先生和家人在田里插秧。忽然听见有人喊:“阿标头!你的录取通知书到了,在合作社!”他从田里爬起来,脚上的泥都顾不上洗,拔腿就跑。
师范三年,日子崭新而有规律。上课、吃饭、练字、练琴。下午打球,有女同学围观,进球就有人叫好,心里美得很。周末与同学租几辆单车,去别校找老乡或逛公园。
学校每月发饭票和生活津贴,食堂饭菜比家里丰盛多了,还有大白馒头,饭后再来个西红柿,酸酸甜甜的,无比满足。单薄的他,终于等来了迟到的生长期,个头噌噌往上蹿。毕业时,已是高大挺拔的青年。
宿舍有同学会弹吉他,那自在惬意的模样让先生羡慕。放假回家跟父母说起,也想买把吉他。家里日子紧巴巴的,母亲二话没说,找大舅借了钱。借钱时她念叨:“阿标头啊,要买吉他哦,吉他吉他!那是急我!”后来大舅把这话说给他听,他跟我提起这事时,摇了摇头:“想想那时,太不懂事了。”
那个不给人当班长的小同学、考场上打瞌睡的少年、要买吉他的穷学生,一路跌跌撞撞地走过来,成了一名人民教师。
当年他在给我的第一封信里写道:“我没什么大志向,只想做一个对得起家长和孩子、基本合格的教书先生。”
他和小时候一样,没想过要当“官”,只想专专心心读书,踏踏实实教书,安安稳稳过日子。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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