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鼓山登山古道观音亭附近的“欲罢不能”题刻。
在福州鼓山的登山古道，我们会看到清代福州知府李拔留下的多处题刻，且都是李拔任职福州（1760—1762）的第二年和第三年题写的，其中又以第三年所写的居多。
首先是登山古道入口旁，有“声满天地”四字，旁款“乾隆壬午（1762），郡守李拔题”。此四字借用古语“声满天地，若出金石”，原指声音优美、洪亮，充满、回荡于天地间。声满天地，反过来说，亦即天地有声。李拔题写这四个字，到底想表达什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一个主政地方的官员的逻辑来看，这四个字似乎蕴含着他对为政之道的体悟和期许：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施行德政，天地有声。在李拔看来，一个官员怎样施政、怎样为人，一个地方治理得怎样，天是看得见的，地是听得到的。事实上，李拔在福州任职期间，是怀着古循吏的为政理想的。他勤勉施政，赢得了不错的官声。“声满天地”四字，并不是李拔第一次登鼓山时题写的，而是写于他任福州知府的第三年（1762）。这个时候他大概对自己在福州的施政还算满意，觉得对得起天、对得起地，于是“声满天地”四个字自然地跳出他的笔端。
在登山古道初始段（约300米处），有“云程发轫”四字，旁款“乾隆辛巳（1761），郡守李拔”。以常人角度来看，登山之初，想着自己将要踏上“云程”，自是满怀豪情，亦怀期许。
登至800米处，可见“卓尔”题刻，旁款“乾隆壬午，乾隆李拔题”。路虽远，行则必达。单从登山的角度看，行了一段，小有成就，便有了点卓尔不凡的感觉了。
在茶亭（今观音亭）附近，又有“欲罢不能”四字，旁款“乾隆壬午，郡守李拔题”。这话戳中普通人的心痒处——前路尚远，前进势必辛苦，退回又不甘心，进退两难，但终究是要鼓起勇气，继续前行。
到更衣亭附近，可见“毋息半塗（途）”四字，旁款“乾隆辛巳，郡守李拔题”。这是勉励登山者切勿半途而废，坚持就是胜利。从多数人的心态来说，此语亦有自勉之意。
在鼓山绝顶峰，李拔还题下“登峰造极”（已佚）、“欲从末由”（旁款“乾隆壬午，郡守李拔题”），这既是登上顶点、无可循迹的境界，亦是想要继续却又无路可走的领悟。
从起初的“云程发轫”到中途的“欲罢不能”“毋息半途”，再到终点的“欲从末由”，宛如一部史诗的几个篇章，亦如一件事情的几个阶段，形成一个闭环，完整地呈现了一个登山者在登山过程中的心理感受和体悟。
显然，李拔是在登山中参悟为学之道，以登山喻人生之旅、事业之途。
登山可以原路返回，人生却无法原路返回。从这个角度看，其“欲罢不能”“欲从末由”之语，尤其耐人寻味。细品之，这两句话似乎触及了人生的两种尴尬状态：其一，当我们看不清前路或趋势时，我们往往很难选择继续前行还是就此止步（或者说就此止损）；其二，当我们达到某个目标而未确立新的目标时，往往会面临一时无路可走的失落和迷茫。这两种状态，是有一定普遍性的。
李拔深知，山有顶点，为学、为人，却没有止境。他在心里设置了一座不断攀登的山峰，并一直在探寻一条通向目标的路径。
他曾在鼓山修建一座仰止亭（今已不存），并作《仰止亭铭》阐明自己的心迹：“既为文以记之，复作仰止亭于绝顶，以志愿学之意。亭既成，因为之铭。铭曰：于铄闽疆，古之瓯越。大海汪洋，奇峰突兀。代产真儒，文风理窟。媲美鲁邹，蓬蓬勃勃。我登鼓山，中心仰止。仰止何人？曰惟朱子……”其《仰止亭》诗曰：“玉霄有路重重，今古几人景从？不到上头不住，山前遥见云封。”
他又在《游鼓山记》中说：“不观沧海，不知丘壑之微也；不登大山，不知天下之小也。吾今乃悟为学之道矣。因题‘登峰造极’四字，刻于岩端。题山足曰‘云程发轫’、山半曰‘毋息半塗（途）’，并作仰止亭于上，以志自勉之意云。……夫登山而不思追踪乎前哲，亦与未登山等。追踪前哲而不得前哲所以独至之故，亦与未登山等。道若大路，不学面端，哲愚之分也。从善如登，从恶如崩，难易之势也……”在《鼓山赋》中，他写道：“予守郡之明年，初夏劝农，乘便登山，乃得领其佳胜。……若乃登峰拟于学道，造极必陟翠微。万里破浪，千仞振衣。酌清泉而淡宕，俯幽壑于周围。日月磨蚁，天地幕帏。思遗世以独立，聊拂石而毫挥……”
“卓尔”题刻。
鼓山灵源洞的“寻乐处”题刻。
李拔是何许人也？他是什么时候到福州任职的？
李拔（1713—1775），字清翘，号峨峰，四川犍为县人，清乾隆十六年（1751）进士。乾隆二十五年（1760），李拔由福宁（今宁德）知府调任福州知府，四月到任。
到任之初，李拔见署衙年久失修，破损严重，便决定修缮署衙。在其议请未获上级批准的情况下，他带头捐出俸银，量力而为。他还特意为署衙大堂题匾“天理国法人情”。衙署后堂有棵古榕，李拔名之“榕荫堂”，并作《榕荫堂跋》曰：“福州后堂，有古榕覆庇其上，若大盖然，蔽日迎风，夏日坐啸，受荫良多。予惟榕之为木，大而无用，然枝叶婆娑，犹荫十亩。况人为物灵，遭时得志，在一邑则荫一邑，在一郡则荫一郡，在天下则荫天下……”
这是以榕树喻为官之道了。他在《福州署中即事》诗中写道：“荷花池畔青铺地，榕树楼头翠接天。”
李拔主政福州期间，非常重视民生。他组织民众疏浚内河，便利居民生活。他亲抓农业生产，一方面推广种棉植树，作《种树说》；一方面倡养桑蚕，作《蚕桑说》。他还改革仓储陋规，平仓出粜，稳定物价。
他也很重视文化和教育，一方面发布《饬禁闽俗停柩不葬教》，整治陋习，移风易俗；一方面整修鳌峰书院，课督学子，增修学舍，解决经费，让各县都重修书院。他在《劝学箴》中说：“勤学有获，反是则窒。”他又在《辨志论》中说：“人生德业，以志为主。为己则实，徇人则虚。……吾闻古君子之为学者矣，博之事物，以广其志；体之身心，以要其归。”
乌石山上的“望耕台”题刻。
李拔一贯喜好登山。福州城中的于山，他是不会错过的。《福州府志》载，李拔“夜登九仙山，见万家灯火，风月交映，刻其石曰：月朗风清”。那是李拔任福州知府的第二年，即乾隆二十六年（1761），他趁着月色登上于山，留题“月朗风清”四字。这四字，字面写景，实表胸怀，饱含着他对这个地方的期许。第二年，李拔又在于山留刻《南教场演武厅铭》，并署“乾隆壬午中秋，郡守剑南李拔峨峰题书”。这段《南教场演武厅铭》摩崖石刻的位置在今天的于山兰花圃内，里面还留有他题写的“登云台”榜书，其《题登云台》诗曰：“海国山岩拱帝京，郁葱佳气接云平。年年兆起登龙彦，骧首天衢翊圣明。”
乾隆二十七年（1762）夏，李拔又登临福州城中的乌石山。在乌石山西南一块突出的岩石上，他纵目南望，只见田畴交错，农民躬耕。这让他心生感慨，题写“望耕台”三字刻于石，并在石上建望耕亭，又作诗《题望耕台》刻于亭下：“为念民劳登此台，公余坐啸且徘徊。平畴万亩青如许，尽载沾涂血汗来。”诗中可见一位官员深切的悯农情怀。
福州城东的鼓山，更是李拔的喜爱之地。他在《游鼓山记》中提及：“余生平最喜登临，遇高山辄动仰止之思，所在多屐齿迹。乾隆己卯（1759）自楚中来守福宁郡，闻鼓山甚高，思一登陟，以穷域外之观。往来倏忽，弗克自遂。其明年（1760），调任福州，岩壑在望，翘足可至。而政务倥偬，刻无宁晷，欲行而复止者数四，盖上达若斯之难也。今年（1761）四月，循例劝农，昧爽出水关，适在鼓山下。劳农既毕，因戒仆夫，便道至山足……”他一再登览鼓山，皆兴致超然。
黄任重修《鼓山志》，请李拔作序，李拔欣然为之，他在《鼓山志·序》中写到自己登览鼓山的感受以及他对鼓山文化内涵的认同：“乾隆庚辰（1760），予初至郡，即拟登览，而政务纷纭，苦无宁晷。辛巳（1761）初夏，为天子劳农劝相，视事毕，乃得陟乎其巅，俯视一切，洞心豁目。……天地清淑之气，凝而为山，毓而为人。得其秀气则为圣哲、为贤豪，其精神意趣，俛仰周折，莫不有山之意焉。……自朱子有‘天风海涛’之书而名始重，自君谟有‘国师岩’之题而名始传。……故观于山之所由重，而人之重可知也；观于人之所由重，而志之重益可知也……”
前面已介绍，李拔在鼓山留下了多处题刻。当他来到鼓山灵源洞，他还题留“寻乐处”，旁款“乾隆壬午（1762），郡守李拔题”。“寻乐处”三字，是有所寄托的。古语有云，仁者乐山。李拔眼里的寻乐，不只是探寻登山之乐，更是为学之乐、儒者之乐。李拔追求的是“寻孔颜乐处”，就是追求孔子、颜回那样境界的乐。他在福州撰有《寻孔颜乐处说》，提出安贫乐道、仁者不忧乃是孔颜乐处的真谛，强调追寻读书为学的快乐，排除杂念，学以致用，乐在其中。他的《仰止亭铭》也提及：“贤关聿启，大道斯张。循墙而走，入室升堂。孔颜乐处，油油未央。”可以说，孔颜乐处，就是他心中的高山。
乾隆二十七年（1762）十一月，李拔因母丧返乡丁忧，动身离开福州。福州士民为他立“李公去思碑”，以示感念。
扫码可看更多文章
第259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