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第一根电报线桩曾打在罗星塔附近。记者包华摄
1871年3月，丹麦企业大北电报公司的上海—香港海底电报线路在厦门鼓浪屿上岸，并设置收发报站（今厦门田尾路大北公司遗址）。从此，以大北公司的线路为媒介，从鼓浪屿发出的电报信号经由上海—长崎—海参崴的海底电缆和西伯利亚电报线，在须臾之间便可到达巴黎和伦敦。此为福建省接入国际电信网络之始。
而200多公里外的省城福州，在12年后的1883年底，当苏浙闽粤电线（由盛宣怀主持的电报陆线）福建段修通时，才与国际电报网真正相连。我们今天所要介绍的，就是这段时间里的福州电报发展历史。
（一）
早在上海—香港海线敷设完成之际，大北电报公司就已注意到将福州纳入其国际电报网络的重要性——福州既是省城，又是通商口岸，电信需求巨大，当时新生的马尾船政对电报的依赖更多。但是，与鼓浪屿不同，没有清廷的允许，大北公司不能在福州敷设电线、设立站点。
转机很快到来：1874年5月发生了“牡丹社事件”，日军在恒春登陆侵犯台湾，福州震动。6月14日，沈葆桢以钦差大臣身份，从马尾紧急前往台湾布置防务。在此背景下，省城与马尾船政之间的军情通信需求陡然增加，使得清廷对外国公司在福州架设电报线的立场出现了微妙的松动——“福州的商界早已希望在福州城与其港口马尾之间建立电报联系。后者位于闽江下游约9英里处。那里还有前面提到的中国兵工厂以及中国海军基地，因此在当时局势紧张的情况下，对总督来说，从其福州驻地向马尾发送电报是十分重要的；而与台湾的海上交通正是从那里维持的。”（《大北公司社史（1868—1894）》，141页）
1874年6月22日，大北公司通过美、法两国驻福州领事游说，取得了地方官员对架设福州—马尾电报线的默许。第二天，大北公司的施工人员便携带器材从上海出发赶往福州，6月30日，连接泛船浦—罗星塔的电报线打下第一根电线桩，7月12日全线竣工投用，这是福州历史上的第一条电报线，也是当时中国在租界之外最早的电报线之一。
不过，泛船浦—罗星塔线只能说是“局域网”，并未与国际电报网相接。当时福州和欧陆之间的信息传递，需依赖大北公司职员私下经营的“信使线路”——即每天从福厦两个方向分别派出信使，途中如同传统驿差一般不断接力，耗时48小时将报文送达对方城市。这正是福州电报婴儿期的蹒跚步伐——用双脚接入国际电报网。
要想真正将福州连入国际网络，还必须打通福厦陆线，即以架空线的形式将电报线从福州敷设至厦门鼓浪屿。更重要的是，沈葆桢等人抵台后谋划了台南—淡水—马尾电报线，这项关乎台湾战略安全的重要基础设施，其连入国际电报网的最直接方式之一也是经由福厦陆线。1874年8月1日，清廷书面同意了大北公司敷设福厦陆线的请求，条件是线路应按双线建设，一条作为商用，另一条则由政府专用。这条线路将串连福州、兴化、泉州、厦门，若能如期建成，将是中国的第一条陆上长途电报线路，对福建的国防和经济价值将不言而喻。10月10日，项目从福州一端正式开工。
（二）
但是，情况很快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1874年10月31日，中日两国就“牡丹社事件”达成《北京专约》，清廷以50万两白银的代价换取日方撤军，福厦陆线的军事迫切性一时有所缓解；同时，俄国公使布策前往总理衙门，要求清廷兑现此前的承诺，即一旦允许任何其他外国在中国铺设陆上电报线，俄国人也应获得铺设北京—恰克图线路的许可。为了不予俄国人以口实，清廷转而指示福建地方官员，务必实质性阻止福厦陆线项目建成。加之沿线居民出于对电报这一新生事物的不理解，对施工频繁施加阻挠，项目很快陷入停顿，整个1875年只推进了不到20公里。《大北公司社史（1868—1894）》记载：“第一天一切都很平静。但第二天，即1875年1月22日太阳落山时，一支由博耶森和克劳森率领的施工队遭到一群民众袭击。民众殴打了部分中国工人，而两名丹麦人则得以逃脱。……第二天，又有一些电报杆遭到盗窃和锯断。”（《大北公司社史（1868—1894）》，152页）
1875年9月，清廷任命丁日昌为船政大臣，接替转任两江总督的沈葆桢。经丁日昌陈奏，清廷委派时任轮船招商局总办、有丰富涉外谈判经验的唐廷枢作为谈判代表，到福州与大北公司就合同条款逐项磋商，“往复辩论十余次，始有成议”。最终达成的协议明确大北公司终止福厦陆线建设，清廷照合同原价支付所有工程费用，所有设备、材料移交官府。协议还特别明确在福州设立电报学堂培养中方电报人才，教员由大北公司委派，时间暂定一年。丁日昌、唐廷枢敏锐地注意到了培养自有电报人才对于国家电信主权的重要性。丁日昌《复总署书》说：“中国人不能自习电线，即（电线）造成后仍须该公司一手管理，名为买归官办，实则仍由该公司包办，其权不能自操……是以毅然决计改将电线、器物买回，由中国人学习自造。”（引自《唐廷枢年谱长编》上册，349页）
1876年4月1日，福州电报学堂在泛船浦正式开办，学堂校舍设在原拟作为福州电报局的建筑内，教员为大北公司员工亨宁森（J·Hennningsen）、霍尔斯特（J· Holst）、克里斯蒂安森（B·Chris?tiansen）三人。学堂招生40人，由中方负责供养。这些学生初入学时虽然“只有极少数人略懂英语或法语……年龄与程度又极为参差”，但一年之后，连丹麦教员们也由衷承认，他们从这些学生中培养出了可用的电报员与报务工程师，还按照中国传统举行了隆重的考试，“成绩十分令人满意”。
遗憾的是，随着次年丁日昌因病离任、继任者不再支持电报事业，试办一年的福州电报学堂也就此告一段落。学员中除少数进入大北公司就职、部分留在收归官办的泛船浦—罗星塔线路工作外，还有苏汝灼、陈平国等几位学员，与福厦陆线留下的材料设备一起东渡台湾，在丁日昌的指派下参与了台南府城至安平和旗后两条电报线路的建设。1877年10月，两线先后完工，成为我国依靠自有人才、自主建设的第一条电报线。连横《台湾通史·邮传志》记载：“光绪三年，巡抚丁日昌议由台南府城至凤山之旗后，先行开办，饬游击沈国先率福州船政电报学堂学生苏汝灼等，以七月初十日自郡起工，九月初五日告成。凡二线：一自郡治达安平，一达旗后，计长九十五里，是为南路电线之始。”这条从台南安平至打狗（今高雄）的线路，成为了台湾官商百姓传递音信的重要工具。
（三）
从1874年到1877年，福州电报史的黎明短暂出现又很快消失。福厦陆线的工程终止了，福州电报学堂也沉寂了。200多公里外的鼓浪屿，依旧是福建孤零零的国际网络接口，看上去是那样的可望不可即。但是，这段“黎明期”留下了宝贵遗产：泛船浦—罗星塔线作为中国最早收归官办的电报线路，一直保持经营并先后延长至连江长门（1876年）和川石（1885年），持续发挥着重要的国防和经济作用。福州电报学堂的毕业生们在完成台南电报线的建设后，后续又参与了川石—淡水跨海电报线路（1887年）的敷设，为闽台海防建设贡献了力量。在李鸿章的支持下，霍尔斯特、克里斯蒂安森等人后来在天津参与创建北洋电报学堂（1880年—1902年），延续了福州电报学堂的未竟事业，为中国培养了电报事业的第一代中坚人才。
朋友，当你下次登上鼓浪屿，驻足充满异域风情的田尾路大北电报局遗址时，请你回首北方，望向200多公里外泛船浦的方向吧：那里不曾轰轰烈烈，却也曾有过滴滴嗒嗒，有过一代福州人联通世界的电报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