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大梦山挺有感情。小时候在大梦山游泳馆学会游泳，高中又在附近找老师补习。后来长大了，还会时不时逛到大梦书屋，拿本书，假装自己不是专门来发朋友圈的。
大梦山这个名字很酷，但为什么叫大梦山，没人说得特别清楚。也许这里靠着西湖，听着松涛，确实适合养老，也适合做春秋大梦。明代徐熥写西湖八景，其中一景就是“大梦松声”：澄湖潆绕越王城，十里湖光似镜平。怪得寒涛何处起，前山无数乱松声。（徐熥《西湖八景·大梦松声》）
大梦山不高，但石头多，有棱有角。明代福州知府江铎曾在石头上题过“廉山”二字，“廉”在古代就是有棱角的意思。但显然大梦山更好听。廉山的石刻毁了，大梦山的名字留到了现在。
大梦山还有一个说法，原本叫大墓山，福州人口音不标准，才叫大梦山。听来扫兴，本来是“大梦一场”，忽然变成“大墓一座”。但大梦山的确是雁门萨氏的墓地，葬着元明之际福州名臣萨琦一族。
《榕城考古略》写得很清楚：“山有孝子萨琅及子侍郎琦墓，南为萨氏墓庐。”
所以，大梦山既可以是梦，也可以是墓。福州地名经常这样，看起来风雅，背后一铲子下去，是祖坟和地方家族的厚重历史。
大梦山也有自己的英雄传说。在山的南边，曾经有个平章池，又叫西陂。
“平章池，在大梦山南，又名西陂。元平章陈有定别业。”(《榕城考古略》）
“别业”是什么？高级一点叫私家园林，通俗一点叫湖景别墅。别墅的主人陈友定当时是福建平章政事，差不多是元末福建最大的官，军事政治一手抓。他在大梦山南边建个西陂园，不过分。
“古池六月官城西，霖雨既过水拍堤。云光十里浸楼阁，烟波一碧涵玻璃。”（郭波《泛西陂》）
西陂园很割裂：西陂园的业主，一辈子刀光剑影，最终服毒殉国；而西陂园的风景却很美，适合团建聚会。
陈友定的开局不顺，甚至可以叫作“天崩”。他是福清人，后来徙居清流。小时候穷，给富户罗家做工，卫生条件差，因毛囊炎满头是疮。
《国初群雄事略》引郭造卿《陈友定传》说：“幼孤，佣于橘州富室罗氏。虽病头疮，其状魁岸，有志略。”（《国初群雄事略》卷十三）
罗家女主人嫌弃他，叫他“疮头郎”。更离谱的是后面。
“因失鹅而奔宿于邻舍王氏之门，其家梦虎踞门，得友定，大异之。”（《国初群雄事略》卷十三）
罗家丢了鹅，陈友定满世界找，找不到，就睡在别人家门口。结果那家人晚上梦见猛虎趴在门口，出门一看，不是猛虎，是一个皮肤病小哥。
正常人可能会报警。王家也不知道什么逻辑，竟然觉得“此人以后必成大器”。别人看商业计划书，王家看梦；别人投人工智能，王家投“疮头郎”，结果还真投中了。
陈友定能上位，不是因为考试。他不是科举状元，也不是世家子弟。
《明史》说：“友定以农家子起佣伍，目不知书。”（《明史》卷一百二十四）
农家子弟，行伍起家，原来大字不识。但他有两个本事：第一，能打；第二，知道自己不够有文化。《明史》接着说：“数招致文学知名士……粗涉文史，习为五字小诗，皆有意理。”（《明史》卷一百二十四）
你看，当官以后他也知道找文化人补短板：幕僚要请，文章要学。虽然写得不一定好，年终总结凑合也能交。问题是，元末福建已经不太平，到处兵乱，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朱元璋，各路老板都在抢市场。福建离大都很远，中央管不动，地方就会自动长出自己的规则。
《明史》写他后来“置分省于延平，以友定为平章，于是友定尽有福建八郡之地”（《明史》卷一百二十四）。
这基本就是福建军政一把手。他不是从底层逆袭到人生终点，而是刚坐上位置，才发现这位置下面全是火药桶。
陈友定掌控福建以后，问题来了：他到底是忠臣，还是军阀？
漳州守将罗良写信质问他：“不知足下欲为郭子仪乎，抑为曹孟德乎？”（《明史》卷一百二十四）
这句话太毒了。罗良等于当面问陈友定：你嘴上说报国，心里到底是不是想当皇帝？罗良还骂他：“视郡县如室家，驱官僚如圉仆，擅廥廪如私藏。”（《明史》卷一百二十四）
罗良的意思是：郡县像你家，官僚像你家仆人，仓库像你私人小金库。这是当众贴脸开打。于是陈友定用行动证明，福建已经没人有资格要求他回答：你写万言书，我发一万兵。
可陈友定又确实忠于元廷。陈友定每年从福建海运数十万石粮食北上，十成里常有六七成到不了，元顺帝仍下诏嘉奖。他对元朝的忠诚是真的，但他把福建当作自家地盘也是真的。乱世里的忠臣，经常顺手兼任军阀。
朱元璋来了以后，陈友定就撑不住了。这不是陈友定突然不行，而是时代变了。朱元璋的军队不只是会打，还会收编、会招降、会做组织整合。很多地方一看元朝大势已去，直接投降了。《明史纪事本末》写汤和、廖永忠从海路打福州，胡廷美、何文辉从陆路入闽。陈友定自己守延平，但福州很快被攻下。最后，延平也守不住了。陈友定对部下说：“公等善为计，吾为元死耳！”（《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他的意思是：你们自己想办法吧，我要为元朝死。然后，他服毒。但历史最黑色幽默的地方来了：不说剂量谈毒性，就是耍流氓。陈友定生物化学底子不行，剂量不够，没死透。《明史》说：“入见，帝诘之。友定厉声曰：‘国破家亡，死耳，尚何言。’遂并其子海杀之。”（《明史》卷一百二十四）自杀不成的陈友定被送到朱元璋面前，又被杀了一次。
明史和元史系统里，对陈友定评价都不低。他被看成元末忠臣，甚至和柏帖木儿、迭里弥实并称“闽三忠”。我能理解：一个底层人不识字，在宋，或在明，都不可能有机会；元朝给了他位置，他自然会觉得这是知遇之恩。但我对这种忠臣故事，很难彻底崇敬。陈友定守福建，如果对面是烧杀抢掠的陈友谅，当然该打。可朱元璋已经势成，福建继续硬扛，最后消耗的还是百姓。历史爱给殉国者写传，老百姓可能更喜欢那些肯开城谈判的人，比如吕文焕，比如刘璋。
一座城安稳交接，往往比一个人的忠烈牌坊更有价值。所以，陈友定很别扭。他不像文天祥那样自带道德光环，也不像曹操那样有开国野心。
他是一个“疮头郎”，一个清流佣工，一个被乱世推上高位的人。到最后，他不是在“郭子仪”和“曹操”之间选择。他只能选自己信过的那套东西——哪怕那套东西已经塌了。大梦山的西陂园早就没了，但明代郭波的诗还在：“此地曾经住贵臣，今当何处来仙客？”（郭波《泛西陂》）
今天再去大梦山，西湖边轰隆隆的声音，不是战鼓，而是大爷大妈开着音响在跳舞。游泳馆里还有孩子扑腾，大梦书屋里还有人翻书。没有惊扰，没有喧嚣之外的恐惧，只有欢笑、脚步和日常。这些看似平凡的场景，恰恰是一个时代最难得的底色，这才叫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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