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大谟是林则徐的岳父，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进士，是福州朱紫坊名儒，著有《青墅诗钞》。
郑大谟生年猜测
由林则徐《郑岳母齐太恭人七秩寿序》和林则徐日记内容，已知郑大谟夫人齐氏生于乾隆十八年（1753）六月初六，所以郑大谟年龄应与齐氏相契。
《青墅诗钞》记载，乾隆五十九年（1794）春，府中十九岁的懋儿身体抱恙，长子郑炳文在福州考中秀才，可知时已十九岁的“懋儿”非长子。乾隆六十年（1795），六子郑德昌已满两周岁，诗句“衰年更得汝”，意晚得子。嘉庆二年（1797），次子郑德裕送眷南旋，在河南的郑大谟梦见钟镛二小孙承欢膝下。由此推知，郑大谟在嘉庆初年已有六子，且长子弱冠、孙辈已现。以子孙年岁反推，再结合齐氏年龄，郑大谟出生年份下限在1753年。
根据《青墅诗钞》，嘉庆二年（1797），有诗云“四十年来一瞬息”，鉴于诗句抒情数字多虚言，此处“四十年”或为约数。同时期，郑大谟《喜接诰赠二轴》，缅怀祖辈有语：“吾生二十吾祖亡……琴剑飘零三十年。”此处“三十年”仍有可能为约数，综合前后两句可猜测此时郑大谟年龄大致在40岁至50岁之间。所以郑大谟出生年份上限在1747年。
由片言只语钩稽排比，其行迹隐约可辨，足为补史之阙。故考其生平，当以乾隆十二年（1747）为上限，乾隆十八年（1753）为下限，可简述为约乾隆十五年（1750）。
郑大谟卒年猜测
至于郑大谟卒年，亦无明文，所可凭者唯断简残篇，故推论之际，不敢臆断，仅以事理度之。一家之言，抛砖引玉。
由确切资料可知，嘉庆五年（1800）底，郑大谟调任河南归德府永城县知县，至嘉庆六年（1801）五月仍在任。睢州也属归德府，林则徐和梁章钜有关资料所称“睢州知州”似为可信，且是永城知县任中兼署。鉴于永城县雍乾嘉道档案毁于太平天国战火，永城并没有像泌阳那样留有郑大谟的事迹，只能寻找旁证。
当时永城县发生过一桩案件。据全士潮《驳案汇编》记载：沛县人张建与弟张如夫妇在永城苗村桥赁居，搭棚卖茶，张连常去饮茶，彼此相识。嘉庆七年正月间，张如病故，遗妻赵氏与张建同居，张连欲娶为妻，央人说合，张建未允。张连生气，起意捏造婚书、纠众强抢。三月初九夜，张连一伙九人聚抵张建门前，张连指示手下闯入赵氏卧房将其拉出。听到赵氏呼喊，张建起床赶来，被张连手下推倒在地，昏了过去。一伙人迅速将赵氏抢抬至张连家中。在恐吓之下，赵氏被张连奸污。张建醒来后并未报官，前往沛县“寻人”，后来听说张连被官府拿获，才回案呈供。河南巡抚将此案定为“光棍强抢良家妻女奸污为妻妾”，定罪斩立决，行文上报刑部。刑部认为缺少“央人说媒”和“张建未允”的关键证据，如果存在说媒婚聘的情节，就不应以“光棍”定罪。嘉庆八年闰二月，刑部将案件驳回，要求核实证据。
河南巡抚接驳文后，将相关人犯押至省城，饬委开封府审理。经再审，张连“央人说媒”和“张建未允”情节属实、证据确凿，与凭空纠抢者不同，应按“强抢良家妻女奸污为妻妾”定罪绞监候，秋后处决，其余从犯量罪不变。
嘉庆八年十二月，河南巡抚将案件再次上报刑部，获准依议。这次行文，特地指明因永城县承审延迟，导致六名从犯出逃尚未拿获，应对诸承审官员按例议处，但有“承审迟延之前任永城县知县郑大谟已病故，毋庸议”之语。
这说明在案发的嘉庆七年（1802）三月，郑大谟在任永城县知县，对案件有承审之责，且嘉庆八年（1803）十二月前已病逝。再看永城职官记录，可见汪如潮于嘉庆八年三月接任永城县知县，也可佐证郑大谟在嘉庆八年三月前确已离任。
笔者从一些与林则徐婚事有关的史料中，找到了更多线索。嘉庆九年（1804）秋，林则徐中举，揭榜当日与郑淑卿结婚。乡试揭榜是在九月，按照守制27个月内不得婚嫁的习俗倒推，郑大谟病逝时间应在嘉庆七年（1802）六月前。
嘉庆年间，李明经在福州乌石山扩建“二隐堂”，改名“蒙泉山馆”。郭柏苍《乌石山志》收录了郑大谟的两首诗。其中一首《林春芳同郑青墅游蒙泉山馆诗》中有一句：“独乐怀迂叟，藏春羡景纯。”另一首《万世美同郑青墅、林景昌宿蒙泉山馆诗》中写道：“灯火春前梦，江湖宦后身。新诗又杯酒，杖履许相亲。”可见，郑大谟是去官后的春天与老友游宿乌山蒙泉山馆。结合前文，这个时间是嘉庆七年的春天。
据上述史料，郑大谟晚年脉络大致如下：嘉庆七年二三月间，郑大谟自河南去官，月余抵里，住朱紫坊宅，时林则徐与郑淑卿已订婚。春间，郑大谟与老友同游乌石山，嘉庆七年（1802）六月前病逝。林郑两家遵守婚约，议守制27月期满即办婚事，将日期定为揭榜当日。
故，郑大谟病逝时间在嘉庆七年（1802）春夏之间。
考据之学，贵在审慎比对，不轻下断，以累积旁证为阶梯，非必待墓志出土而后信。今诸条并举，互为支撑，已足成一说，俟日后新史料出，再加订正可也。
第262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