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考古辨伪学家崔述，号东壁，曾任罗源和上杭知县。我与东壁先生是有缘的，是隔世之缘，是隔地之缘，相隔两百多年，相距三千多里，但跨越时空，我们成了师生，成了知己。
（一）
14年前，我偶尔看到胡适的《科学的古史家崔述》，思绪翻飞，带着喜悦，翻阅《新修罗源县志》，却失望至极，在清道光九年（1829）“历代县职职官表”中，关于崔述只有这么几个字：“崔述，大名举人，嘉庆元年任。”
我又上网找了一些资料，草就两文，在《福州日报》发表了《儒吏·贤吏·廉吏》一文，又在《福建日报》上发表了《一个考据大师在闽的从政之路》，从此开启了长达13年的“寻找崔述之旅”。
崔述为罗源做了很多好事，得到了老百姓衷心的拥戴。他调任上杭、回任罗源、年老归乡，欢送者拥堵，以致出不了城。他在嘉庆六年（1801）辞官，而《新修罗源县志》完成在道光九年（1829），间隔了28年，一个拥有60人的修志组织竟然无一人知晓他的政绩？是文史档案散失，还是刻意打压？我认为是后
者。因为他为蒙冤的百姓说话，打击当地的黑恶势力，还敢于跟闽浙总督叫板，这些人在《新修罗源县志》修编期间还在，而且还有很大的话语权。
东壁先生的一生是不幸的。他五次参加会试，五次铩羽而归，本来能够在仕途上大有作为，但屡屡受到掣肘和打压。虽然福建巡抚汪志伊对他印象甚好，却终究未能予以举荐。他40多岁得子，但孩子因出痘而夭亡，致使终身无嗣。他生前孤单，死后寂寞。他在世的时候，没有高光时刻。这让我心生与杜甫一样的感慨：“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
但崔述也是有幸的。他遇到两位贵人。第一位是云南石屏的朱瑛（时任大名知府），他赏识少年崔述，让崔述在府中的晚香堂与其子朱松田共砚，并亲自授课，长达8年。第二位是小他21岁的、同是云南石屏的陈履和。陈履和拜崔述为师，离别之后倾尽家产、倾尽毕生精力，为老师刊刻文集，完成了他的遗愿。我在自己创作的小说《崔述的生前身后》中写下八字判语：“千古以降，唯此一人。”
崔述活了77岁，完成了以《考信录》书系为主的著作。有人口学家应用族谱和《生命模型表》对清代全国人口寿命进行大数据推算，发现能活过70岁的人，只占2%至5%。梁实秋曾说，他能够翻译完《莎士比亚全集》，有一个因素就在于命长。东壁先生的境况何其相似。
崔述的贡献，有历史意义，更有现实意义。他在著述《考信录》时，始终秉持实证主义，无征不信。他将务实求真运用于理政，实现了“政学一体”，这让他在治理罗源和上杭的时候，能攻坚克难，一往无前，为后世倡导学以致用的学风树立典范。他勤政、廉政、达政，将罗源、上杭治理得井井有条，赢得很好的声誉。他信奉孟子的性善说，教育人们无论为民、为绅、为官，都要以善为本。他57岁才踏上仕途，尽其力，竭其智，这有助于树立“功成必定有我，功成不必在我”的政绩观。
崔述的《考信录》对五四运动时期新史学颇有启迪，给予梁启超、胡适、顾颉刚等民国学者重要
启示，亦深刻影响日本史学研究。
（二）
研究崔述有两个向度，一是学术的向度，一是文学的向度。东壁授我以遗书，我报先生以文学。我将我的小说分作八十一回，象征着经历九九八十一难，最终取得真经。
以下，介绍拙著《崔述的生前身后》的内容和结构：
在人物设置方面，简而言之就是“一对父子、一对夫妻、一双兄弟、一世师生、一家妇女”。崔述的父亲崔元森只是一介秀才，但他的家教卓有章法，教出了两个举人；崔述和妻子成静兰五十年如一日，举案齐眉，相濡以沫，风雨同舟，不离不弃；崔述和崔迈两兄弟，手足情深，可惜后来崔迈抑郁而终；崔述和陈履和在京师邂逅，陈履和仅仅得先生耳提面命两月，此后终生未见；崔母李氏、成静兰、崔幼兰、周丽娥等一众女性则为崔述的一生增添了亮色。
这部小说的结构有主线和副线。主线就是东壁先生的一生行状，副线有两条：一条围绕学生陈履和的行迹展开，一条叙述弟弟崔迈的故事。此外，小说还有“前线”和“后线”。“前线”就是崔述的“生前”，“后线”就是崔述的“身后”。窃认为，若无“前线”，小说便失去了“主脑”；若无“后线”，崔述的学术成果和价值就无从体现。
崔述77年的生命中，在闽从政只有6年。而在我的小说中，涉及福建的内容多达29回，其中涉及罗源的内容有24回。为什么花费这么多笔墨写崔述的从政经历呢？
首先，我想突出他从政方面的贡献。这是历史上鲜为人知的。崔述不是一个书呆子，而是一位实干家，上述6年里，他在践行儒家的经世致用思想。写他从政方面的贡献才能使得这个人物更立体。我希望能借这部小说替古代的罗源人感恩这位异乡人。
再者，崔述57岁才迈入仕途，虽然已无“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豪迈，但那种“行行复行行”的执着仍在。
最后，谈一谈小说写实和虚构的问题。我的小说定位历史小说，必须写实，小说中的主要事件、人物、时间都是根据年谱来写的。但我的小说也有虚构的内容，以增强可读性。艺术源于生活且高于生活，这是文艺创作的本质所决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