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时代唐船图（图中上部为日本至中国主要港口海道距离，其中注明日本至福州五百五十里）。
江户时代是日本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武家时代，从1603年至1868年共历时265年。江户时代的日本对外实行锁国政策，只允许与中国、荷兰进行有限的贸易，且限制在长崎一地。日本汉学家大庭脩曾在《江户时代日中秘话》中写道：“有人说长崎的异国情调就是荷兰情调，可又有谁知道长崎的异国情调实际是中国情调呢？”
在江户时代的中日交往中，福州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前往长崎的福州船数量一度占到中国船中的第一，并在长崎形成了以祖籍福州为纽带的华侨群体——福州帮。福清籍隐元禅师东渡日本开创了黄檗宗，传播了“黄檗文化”，深刻影响了江户时代日本文化的发展。本文聚焦江户时代福州与日本的经济文化交流，探寻长崎“中国情调”中浓厚的“福州情调”。
数量第一的福州船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城市，福州与日本的交流源远流长。
宋元时期，福州与日本就有着较为密切的贸易往来。明代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航海技术的进步，福州与日本交流的频繁程度得到显著提升。成书于明代的《顺风相送》收录了福州前往日本的航海针路，明确记载船舶从福州出发到达琉球濠灞港（那霸港）附近后，“不入港欲往日本，对琉球山濠灞港可开洋”，最终可抵达日本九州的兵库港，说明在明代福州到日本已经形成相对固定的航线。
明清时期福州人积极赴日有着重要的经济因素。清初王胜时曾说：“闻往时闽中巨室，皆擅海舶之利，西至欧罗巴，东至日本之吕宋、长岐，每一舶至，则钱货充牣。先朝禁通日本，然东之利倍于西。海舶出海时，先向西洋行，行既远，乃复折而入东洋。嗜利走死，习以为常，以是富甲天下。”（王胜时《漫游纪略·闽游》）可见，从事对日贸易的盈利远多于与其他地区的贸易。另一方面，福州距离日本较近，来往交通便利，“从福海中开洋，不十日直抵倭之支岛。如履平地，一人得利，踵者相属，岁以夏出，以冬归，倭浮其值，以售吾货”。（董应举《崇相集·严海禁疏》）
虽然前往日本有利可图，但明清时期中日贸易受海禁政策影响很大。明初中央政府即颁布了海禁政策，严格禁止沿海居民出海贸易。至隆庆元年（1567年）打开口子，同意福建月港（今漳州）地区商人出海。清初为限制郑氏集团的发展，又实行了更严格的迁界政策。直到清政府统一台湾后，才于1684年取消海禁实行开海贸易。
根据日本方面关于中国船进入长崎港的历史资料记载，在中国实行开海贸易后的第一年即1685年，从福州前往长崎的船只数量即在所有中国船中排名第一。据统计，全年前往长崎的中国船共73艘，其中福州船21艘，厦门船20艘，南京船15艘，其他各地船只均在10艘以下。
1686年至1687年，福州船的数量在中国船中继续排名第一。1688年是福州对日交流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全年前往长崎的中国船为177艘，其中福州船数量历史性地增长至45艘，是1685年福州船数量的两倍以上，比排第二的宁波船31艘多出14艘之多。1688年也是江户时代有数据记载福州船前往长崎数量最多的一年。
从上述统计数据可以看出，自开海政策实施以来，赴长崎的福州船数量连续4年位于中国船中的第一位，平均占比超过四分之一。正因为1688年中国船数量的暴增，日本当局决定从1689年起对抵达长崎船的数量做出限制，限定每年赴长崎的唐船（绝大部分为中国船，包括少数从东南亚出发的船只）数量为70艘。具体分配指标为福州船13艘，宁波船12艘，南京船10艘，其余船均在10艘以下，说明日本方面也认识到福州船的数量在中国船中首屈一指，在分配指标上给予了最高的额度。
举足轻重的福州帮
明末清初中日贸易快速发展，加上不少躲避战乱、不屈服于清朝的明朝遗民也纷纷东逃日本，进入长崎的中国人不断增多，进而形成了长崎早期的华侨社会。赴日中国人大多来自福建、广东、浙江、江苏，这样就以地缘为纽带逐步形成了相应的帮群。福建泉州、漳州地区的华侨组成了泉漳帮，福州地区的华侨组成了福州帮，广东地区的华侨组成了广东帮，浙江、江苏、江西等地区的华侨组成了三江帮。
从船只数量来看，虽然自1689年起福州船跌出了在中国船中的第一位，并呈逐年下降之趋势，江浙地区的宁波船、南京船则开始长期占据前列，但这并不意味着福州帮在日本的式微。据记载，一方面江浙地区船只中仍然有不少是由福州人经营，另一方面因江浙地区离日本更近，很多福州人是取道江浙再前往日本。江户时代福州帮的影响力同样首屈一指，在两个重要指标上排第一即是明证。
其一，在中日贸易中，由长崎当局委派负责管理贸易相关事务的唐通事至关重要。他们大多由长崎的华侨担任，并呈现世袭制、家族制形态。日本学界已经对初代30家唐通事的祖籍地进行了详细梳理，其中祖籍福建的有23家，远超江苏、浙江等地。而福建23家中，祖籍福州的有10家，泉州6家，漳州6家，延平1家，说明在长崎的初代唐通事中福州籍最多，福州话也成为在长崎开设的唐通事学校中所使用的三种中国方言之一。因唐通事往往在家族中世袭传承，并与长崎当局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可以说福州籍华侨在长崎的中日贸易中具有重大的影响力。
其二，1602年，当时长崎唯一的佛教寺院——悟真寺为中国人建设了墓地，而后成为旅居长崎华人的墓地。据统计，长崎悟真寺共保留有1627年至1861年（与江户时代相近）华人墓地230座，其中祖籍福建的有150座，约占所有华人墓总数的三分之二。从籍贯来看，福州府126座，漳州府11座，泉州府10座，宁德府1座，汀州府1座，其他府1座。悟真寺不像后来四大帮群所兴建的“唐四寺”（即兴福寺，俗称南京寺；福济寺，俗称漳州寺，亦称泉州寺；崇福寺，俗称福州寺；圣福寺，俗称广州寺）具有强烈的地域特色，其墓地情况对分析在日中国人祖籍地构成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629年，移居长崎的福州籍贸易商、船主、文人共同商议捐资,并邀请福州僧人超然东渡长崎,在圣寿山开基，创建崇福寺，成为福州籍华侨信仰、祭祀、联络及集宴之场所，具有传统的同乡会馆之功能，实现同一帮群组织的互助。值得一提的是，据《长崎图志》崇福寺条，崇福寺为“明人王、何、林、魏诸大商施，僧超然建”。王、何、林、魏即王引、何高材、林守壂、魏之琰，这四人的祖籍地均为福清，说明了福清人在旅日福州人中的重要地位。
黄檗文化在日本
明末清初，赴日中国僧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群体。福清籍隐元禅师东渡日本创立了黄檗宗，开辟了日本禅宗史的一代新风。黄檗宗高僧持续一百多年的东渡，将中国先进文化传播到日本，深刻影响了江户时代的文化发展。
隐元俗姓林，名隆琦，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在福清黄檗山万福寺剃度出家，两年后成为黄檗山万福寺住持。在东渡日本前，隐元已经是名扬海内外的高僧。邀请隐元东渡虽然是由兴福寺主持逸然性融牵头，但崇福寺大檀越王引、何高材、何懋龄等同样在邀请书上联名。隐元在给其师费隐的信中提到东渡原因时也说，之前崇福寺原本邀请隐元的弟子也懒性圭东渡开法，但也懒性圭在东渡途中不幸溺亡，“再请于某，似乎子债父还也”。可以认为，隐元法师是由兴福寺和崇福寺共同邀请赴日的。
1654年，隐元禅师以63岁的高龄，率领弟子等30余人远赴长崎，先后在兴福寺和崇福寺开法，此后移锡普门寺，继而在京都创建黄檗山万福寺。京都黄檗山万福寺的建筑、寺规、禅风行持均依照福清黄檗山万福寺旧制，隐元也成为京都黄檗山万福寺的第一代住持，开创了日本的黄檗宗。隐元侨居日本20年间，其法嗣弟子有23人，大多为中国僧侣。他们活跃在日本的宗教界，为黄檗宗在日本的发扬光大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伴随着黄檗宗的不断发展，中国僧人连续东渡达一百多年。在日本的中国黄檗宗僧人普遍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他们所带来的中国先进文化，强烈地吸引了各阶层的日本人，波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形成一种崭新的文化现象，日本学术界称之为“黄檗文化”。
黄檗文化不仅覆盖了佛教内部黄檗宗的禅风思想、法式仪轨、丛林制度等方面的内容，还关涉到佛教以外的思想、饮食、绘画、音乐、医学等方面，几乎全方位地渗透进了江户时代的日本社会生活，并完成了与日本本土文化的融合与新变，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次极大规模的对外传播。
黄檗文化孕育于福州，传播于长崎，发扬于日本，是福州与日本友好交往的象征。1980年，福州市与长崎市缔结友好城市，双方关系得到全方位的提升。2022年，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正式生效，中国与日本作为RCEP中最大的两个经济体首次建立双边自贸关系。作为历史上中国对日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福州在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的实践中，应充分发挥华侨资源和历史文化方面的优势，组织开展福州与日本的多层次交流活动，重构福州在中日交往中的桥头堡地位。
日本长崎崇福寺山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