鹅湖书院一景。
鹅湖书院。
中国四大书院是指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应天府书院。另一种说法则把石鼓书院、茅山书院也列在其中。江西鹅湖书院在某个时期也曾跻身四大书院之列。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国子监五经博士、进士吴世良访鹅湖书院，将“鹅湖”与崇阳、岳麓、白鹿洞书院并列为天下四大书院。清人施德涵说“海内称四大书院，西江有二所，故鹅湖讲堂与白鹿洞并峙千古”。
为书院赐字、撰联或题诗的人有许多。清初程朱理学复兴，书院文化沉寂了许久后又再度被重视，康熙大笔一挥，为鹅湖书院御书楼写下“穷理居敬”四字，鹅湖书院的学术精神再次被帝王所强调。江西省是古代书院重镇，从宋代到清代，域内书院不胜枚举，举例著名者亦可“信手拈来”,如有着书院里程碑意义的“东佳书堂”、爱国名相创办的白鹭洲书院、南昌豫章书院等。
与鹅湖书院有关的历史名人众多，先说四人。
“朱陆”与“辛陈”两班人马在鹅湖书院中，上演了中国哲学史上精彩绝伦的辩论大会。
那年，朱熹应吕祖谦之邀，与陆九渊探讨“理学”与“心学”的问题，以及修习儒家学问的方法。“鹅湖之会”波澜迭起，余波延续千百年，自宋代以来，关于它的讨论似乎一直没有停过。朱熹在治学方法上，认为要“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陆九渊认为要“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吕祖谦为了调和二人学术分歧，或者也为了使自己对二人学说更加明晰，于是有意召集，时在淳熙三年（1175年）。后来人们在探讨“儒学”或“学儒”，又或参照这些理论，借以倡导一种“活法”，都可以从这段历史中找到事物发端的源头。
访鹅湖书院那天，我思索着，情不自禁写下一首小诗：“圣学崇真开道脉，燃灯案上现微辞。理心从此分殊趣，且看前贤论辩时。”他们各自展开讨论，这是对儒学的一次整理与回顾，也是对儒家学术的一次宣传与传播，也是二人对这门学说的一次深刻阐述与极致发挥。朱陆之后，淳熙十五年（1188年）冬，爱国志士，词人陈亮与好友辛弃疾来到这里，二人“鹅湖同憩，瓢泉共酌，长歌相答，极论世事”，对抗金雪耻的家国大题，驰骋良策，不但震动当时社会，至今也仍有余响。
思想、学问、言辞、情感在鹅湖书院中交织出一段可以传久的佳话，书写了一页绚烂篇章，从而也使这所书院成为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的圣地，牵动着千百年来读书人的心。这两次讨论、交流，深化了儒学内涵，两次标志性的事件也直接推动了中国书院发展的进程。由朱熹等人实践的“讲会”交流与教学形式，后来逐渐演变为一种书院教学方法，成为中国书院文化的核心部分。历代许多书院山长、学人都不断设法营造出“讲会”的学术氛围，这也成为大家所乐道的书院故事。
后人就故地以建书院，以祭四贤，事起于宋淳祐间，于是历史上一段不可绕过的教育史，正式由此发轫，鹅湖书院也一步步走进了学人关注的视野。
那天，我从福州驱车前往这所书院，时已黄昏。
书院规模宏大，气势壮观，许多文物遗迹至今尚存。我觉得书院最醒目的建筑物就是立在仪门前的牌坊。其样式充满“仪式感”，每一个构件均有考究，都有它特定的寓意。牌坊两面分别镌刻着“斯文宗主”和“继往开来”，前者是历史给鹅湖书院的定位，也强调鹅湖学人对文化的尊崇；后者寄托着书院先师对无数学者的期盼。黄昏下的书院愈显静穆。当夕阳斜照牌坊，它与全院景观形成一组鲜明的颜色对比：院落建筑呈黑褐色调，而牌坊愈发耀眼。
书院礼门为清代遗存，旧时门外之路可通往一条古驿道，那条路连接永平镇及福建，是宋代福建崇安至临安的必经之路。以前的路早就无踪，离开铅山时，车从“书院大道”经过，我想这条路上曾经应有无数学子奔赴。
经历近千年的风霜雪雨，书院历尽沧桑，如今古貌依然，这是一件值得庆幸之事，不得不敬佩古人为保护书院所作的努力，同时也应看到当代为传播书院历史文化的种种措施，无论是将它列为一个大型课题来推动，还是成立相关机构研究它的过去。关于鹅湖书院的历史，已经梳理了很多，成果丰硕。早在2004年，王立斌编著的《鹅湖书院》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公开发行，这本书从不同层面、视角，简要介绍书院历史，包括书院建筑、碑刻、文物，还收录了部分书院诗词、楹联及相关人事。书中收录有关鹅湖书院研究文章、散文游记等。还有王立斌著的《鹅湖书院研究》，2019年9月由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他的《新修鹅湖书院志》等亦是研究鹅湖书院的书籍。谢水华点校《鹅湖书院史料汇编》，书中收录清代郑之侨所编《鹅湖讲学会编》和清代王庚言、吴崇梁所辑《鹅湖书院田志》，两种古籍都是研究该书院最直接也是最珍贵的文献资料。此外还有许多论文、文章，表明了它一直备受关注。
鹅湖书院是江西四大书院之一，在生徒招生方面，它是“江西及福建、浙江三省士子肄业之所”。与书院有关的闽籍人物雷鋐，值得一提。雷鋐生于福建宁化，“道德文笔为天下所崇”，清史稿论其人云，“和易诚笃，论学宗程朱”。乾隆年间，郑之侨为铅山知县，他对鹅湖书院教育颇为关心，当得知雷鋐为鳌峰书院山长蔡世远弟子，同时打听到他将路经铅山时，就带领同僚前往道中等候，请至书院讲学，并对其执弟子之礼。关于雷氏与书院的事迹，尚存雷鋐《鹅湖书院诗说》《游鹅湖书院次先贤韵》《鹅湖书院六经图序》等诗文。这些史料记录了这段历史，笔者整理三点如下：
一、雷鋐讲学鹅湖书院，事在乾隆八年七月，史载“余返自江南，取道铅山，将游武夷而归”。二、他当年以朱熹、陆子寿、陆子涛之诗为中心，再次论述朱陆学术论辩始末及当世意义、价值。三、他认为要以全面眼光看待先贤学术，强调不可以一两篇诗文去总结学者的学术取向，说“且陆先生兄弟之学，固不可因鹅湖二诗定其生平”。而对于穷理格物及“心理”之辨，这一古老的儒家学术课题，雷鋐做了精辟论述，即其《鹅湖书院六经图序》中所说：“穷经将以致用，而其本则具于一心。自其辨析精切，博通之后，融而会之，万事万物之理，岂有出于一心之外哉？”强调诗中所蕴含的思辨精神。
朱陆鹅湖书院论辩之诗是哲学史的一块丰碑，是理学与心学理论中的识别符号，此正是雷氏所说“朱陆异同，聚讼至今，始于鹅湖之诗”的意思。自诗歌问世以来，也被许多书院学子奉为经典，雷鋐此次讲学不独对鹅湖书院学术传承甚有意义，其真知灼见对清代中后期儒学也有一定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