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多年前，辛弃疾曾来福州任“市长”，但不止是“市长”。
辛弃疾生于1140年，于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率军归宋。此后约二十年，他仕宦东南及湖湘、江西等地，1181年冬被罢官，退居江西上饶。
辛弃疾在福州为官约两年。1192年春，辛弃疾由上饶赴福州任福建提点刑狱。是年底，奉召赴临安行在，第二年（1193年）秋，受命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知州，相当于今天的市长。辛弃疾当福州“市长”仅一年，1194年秋被弹劾罢职，重回他在上饶的旧居。
一
宋光宗绍熙二年（1191年）冬，退居上饶长达十年的辛弃疾（1181年冬他在江西安抚使任上被弹劾罢职，改任浙西提刑而未赴任就收到罢免令），总算没被彻底忘记，获命出任福建提点刑狱。
对于福州，辛弃疾并不感到陌生，他知道福州别名“三山”。早在1189年，友人徐安国赴任福建路安抚使司干办公事，辛弃疾欣然作词为之送行：“……诗酒壮，江山笔。松菊径，云烟屐。怕一觞一咏，风流弦绝。我梦横江孤鹤去，觉来却与君相别。记功名万里要吾身，佳眠食。”这是辛弃疾对友人的安慰和勉励，也是他自己心怀江山、寄情诗酒的心情的写照。
辛弃疾不仅与福州官员有相识者，他与福州名士亦有相知者，郑元英就是其中的一位。郑元英，福州西门外文山人，曾于淳熙十一年入蜀为官，在蜀不过二三年，携书而归，建巢经楼以藏。巢经楼可以说是当时的私人图书馆，但它已经具备了公共图书馆的功能，其书籍可供人阅览，尚友斋是它的阅览室。辛弃疾应郑元英之请，为其藏书楼赋词两首，一首是《归朝欢·寄题三山郑元英巢经楼，楼之侧有尚友斋，欲借书者就斋中取读，书不借出》，另一首是《玉楼春·寄题文山郑元英巢经楼》。他在《归朝欢》中点赞道：“记斯文，千年未丧，四壁闻丝竹。”“试问辛勤携一束，何似牙签三万轴。古来不作借人痴，有朋只就云窗读。”
绍熙三年（1192年）春，辛弃疾从上饶启程赴闽任职，写下一首《浣溪沙·壬子春，赴闽宪，别瓢泉》，词中有句云：“细听春山杜宇啼，一声声是送行诗。朝来白鸟背人飞。”壬子，即绍熙三年（1192年）。辛弃疾上饶铅山旧居有一处泉水，泉池形状如瓢，名瓢泉，所以词题云“别瓢泉”。
二
赴福州的途中，辛弃疾在建阳会见了老友朱熹，并向朱熹“问政”。《朱子语类》卷132《中兴至今日人物》载：辛幼安为闽宪，问政，答曰：“临民以宽，待士以礼，驭吏以严……”
踏进福州的土地，辛弃疾心里是想着施展一番作为的。乾隆《福建通志》卷29《名宦》称辛弃疾与蔡襄、赵汝愚等人在闽地有“补偏而救弊”之功。
在福建提刑任上，辛弃疾行事雷厉风行，严格要求下属奉公守法，对百姓的诉狱之事，则多宽厚处理。这就是朱熹说的“临民以宽，驭吏以严”。官方评述他的政绩说“谳议从厚，闽人户知之”。他还曾委任上杭县令鲍粹然全权处理汀州疑狱。
除了日常的司法和地方治理，辛弃疾花了很大的精力去调研推行“经界”和改革“盐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这年九月，福建安抚使林枅病亡，辛弃疾以提点刑狱兼摄安抚使之职。所谓“经界”，就是核查土地、均定赋役，使占地与赋役相匹配。关于“盐法”改革，辛弃疾注意到食盐官运官销一刀切的弊端，主张改行钞盐法，允许商人用钱买钞，凭盐钞至产地领盐运销。
辛弃疾渐渐熟悉福州的风土人情，也喜欢上了福州。工作之余，他写下了吟咏福州的深情词章。
他对曾经“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并主持疏浚西湖的赵汝愚颇为推崇，时有词作流露追怀之情，如《贺新郎·三山雨中游西湖，有怀赵丞相经始》。此词作于辛弃疾任福建提刑的当年夏天，其时赵汝愚未为丞相，丞相之称系辛词编集时所追改。词中有一句“烟雨偏宜晴更好，约略西施未嫁”，这是辛弃疾对福州的热情点赞，已经成为吟咏福州西湖的名句。
又如《水调歌头·三山用赵丞相韵，答帅幕王君，且有感于中秋近事，并见于末章》。 所谓“赵丞相韵”，指赵汝愚于淳熙十年（1183年）治理福州、疏浚西湖之时，曾赋词《水调歌头》一首，该词今已不存。所谓“中秋近事”，指闽帅林枅突然病逝之事。词中说：“说与西湖客，观水更观山。淡妆浓抹西子，唤起一时观。”这也是辛弃疾对福州西湖的点赞。
三
绍熙三年（1192年）冬，辛弃疾奉召赴临安行在，入朝奏事。
他在《水调歌头·壬子三山被召，陈端仁给事饮饯席上作》词中写道：
长恨复长恨，裁作“短歌行”。何人为我楚舞，听我楚狂声？余既滋兰九畹，又树蕙之百亩，秋菊更餐英。门外沧浪水，可以濯吾缨。
一杯酒，问何似，身后名。人间万事，毫发常重泰山轻。悲莫悲生离别，乐莫乐新相识，儿女古今情。富贵非吾事，归与白鸥盟。
陈端仁，即陈岘，闽县人，状元陈诚之之子，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进士，先后任平江守、两浙转运判官、福建市舶提举，淳熙九年（1182年）在四川安抚使任上罢职归乡。辛弃疾奉召赴临安，当时免官居家的陈岘为他设宴饯行。
“一杯酒，问何似，身后名。人间万事，毫发常重泰山轻。”典出《庄子·齐物论》：“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
“富贵非吾事，归与白鸥盟。”典出《归去来兮辞》：“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又见黄庭坚《登快阁》：“万里归船弄长笛，此心吾与白鸥盟。”
这都是辛弃疾淡泊名利富贵的性情写照。
到达临安后，辛弃疾受任太府卿，他给光宗上过两篇奏折，一篇是军事方面的《论荆襄上流为东南重地疏》，一篇是施政方面的《论经界钞盐札子》。《论荆襄上流为东南重地疏》说：“故荆襄上流为东南重地，必然之势也……陛下胡不自江以北，取襄阳诸郡，合荆南为一路，置一大帅以居之，使壤地相接，形势不分，首尾相应，专任荆襄之责……愿陛下居安虑危，任贤使能，修车马，备器械，使国家屹然有金汤万里之固，天下幸甚，社稷幸甚。”《论经界钞盐札子》说：“天下之事，因民所欲行之，则易为功。漳泉汀三州皆未经界，漳泉民颇不乐行，独汀之民，力无高下，家无贫富，常有请也……”
从这两篇奏折来看，此次辛弃疾奉召赴临安行在，大概是因为辛弃疾在军事上既有战略眼光又有实战经验，朝廷想听听辛弃疾对于局势的看法和意见。同时，辛弃疾也有福建的政务和民情需要向朝廷报告。后来朝廷委任辛弃疾为福建安抚使，主持福建军政，处理福建事务，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
那时候，地方时有事变，安抚使应急处变，负有专责，辛弃疾多次被朝廷派为地方安抚使，为朝廷灭火。
早在乾道六年（1170年）夏，辛弃疾（在建康通判任上）也曾被召入都，期间写下多首词作，包括次年元宵节写下的流传千古的词句“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但这次到临安，大半年时间，他很少作词，大概心情大不如前了，熟悉的人、可以产生共鸣的人也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