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绍熙四年（1193年）秋，辛弃疾获授集英殿修撰，再次到福州任职，这次是出任福建安抚使、知福州事。
辛弃疾很重视文教，他力挺福州州学教授常濬孙整顿州学，使“风俗日衰，士气不作”的局面得到改观。对此，朱熹作《福州州学经史阁记》，大加夸赞。
对于百姓的刑狱之事，他继续施行宽厚的方针。他曾经给福清县主簿傅大声下达公文，让傅大声审讯长溪县的囚犯。傅大声不负辛弃疾信任，辨清案情，释放了五十多人，只留下十余名囚犯。
为了充实地方财力和武备，辛弃疾厉行节约，设“备安库”，储钱达五十万缗，他还准备打造一万副铠甲，招募士兵，想训练一支劲旅（此前他在湖南曾成功创建一支飞虎军，使湖南得保四十年安定稳定）。这是辛弃疾在福州最想做成的事，也是他在福州为帅最大的事。但不料这些措施遭到阻挠，朝中谏官黄艾弹劾他“残酷贪饕，奸赃狼藉”。绍熙五年（1194年）秋，辛弃疾就被罢了官，朝廷只给他一个挂名的职位——主管武夷山冲佑观。在宋代，这只是给官员享受“祠禄”待遇的虚职，并不要官员到那里去“履职”。辛弃疾很无奈，只好回到江西上饶的旧居去。
在任福建安抚使和福州知州的这一年里，辛弃疾写下了20多首词作，或吟咏风物，或唱和友人，或抒怀遣兴。
其《西江月·三山作》云：
贪数明朝重九，不知过了中秋。人生那得许多愁，只有黄花如旧。
万象亭中殢酒，九仙阁上扶头。城鸦唤我醉归休，细雨斜风时候。
万象亭：福州于山补山精舍西侧下方，可见万象亭，系后人为纪念辛弃疾而重新修建。据考证，宋代万象亭位于鼓楼附近。《淳熙三山志》卷七《府治》载：“万象亭，燕堂之北。绍兴十四年叶观文梦得创，十六年薛殿撰弼修，立名。”燕堂，即府治燕寝之所。
这是1193年（绍熙四年）重阳节前辛弃疾在万象亭饮酒后作的词，酒后他还“打卡”九仙阁。
五
绍熙五年（1194年）春夏间，因为所谋之事进展不顺，还遭人非议，辛弃疾连续在词作中流露退意。
其《行香子·三山作》有“好雨当春，要趁归耕”之语，其《添字浣溪沙·三山戏作》有“却有杜鹃能劝道：不如归”之语，都说明他已生辞官归家之意。
特别是《最高楼·吾拟乞归，犬子以田产未置止我，赋此骂之》：
吾衰矣，须富贵何时？富贵是危机。暂忘设醴抽身去，未曾得米弃官归。穆先生，陶县令，是吾师。
待葺个园儿名佚老，更作个亭儿名亦好。闲饮酒，醉吟诗。千年田换八百主，一人口插几张匙？咄豚奴，愁产业，岂佳儿！
此词在辛弃疾的词作当中，乃至整个中国词史中，也是很特别的一首。它最突出的价值在于，以词为家训。而这样一首罕见的“骂儿子”的词作，是在福州写的。“咄豚奴，愁产业，岂佳儿”，有版本作“便休休，更说甚，是和非”。
“犬子以田产未置止我”，辛弃疾帅闽时，除长子辛稹、次子辛秬已成人外，其余三子尚未成年，故“以田产未置”阻止辛弃疾辞归者，当为长子次子。辛弃疾作词“骂之”，其实重点不在“骂”，而在于表达自己对产业的看法和富贵观。“田产未置”，说明辛弃疾公而忘私；作词骂子，说明辛弃疾不护其短的坦荡襟怀和不忌污名的洒脱性情。
从“不如归”到“拟乞归”，辛弃疾辞官罢归之意已决。
《宋史·辛弃疾传》载：“未期岁，积镪至五十万缗，牓曰备安库。”“又欲造万铠，招强壮，补军额，严训练，则盗贼可以无虞。事未行。”
“事未行”，这事遭到阻挠，甚至弹劾，寸步难行。眼看着抱负无法施展，辛弃疾很郁闷，他对官场和朝廷已极度失望。
六
辛弃疾厌倦了官场，但并非厌倦了福州。相反，即使他产生“乞归”之念，他仍然留恋和点赞福州的山水和风情。
他在《贺新郎·又和》中写道：“碧海桑成野。笑人间、江翻平陆，水云高下。自是三山颜色好，更着雨婚烟嫁……”
“又和”，为和绍熙三年夏所作《贺新郎·三山雨中游西湖，有怀赵丞相经始》而作。桑成野，有版本作“成桑野”。
“自是三山颜色好，更着雨婚烟嫁。”这也成为辛弃疾奉献给福州的名句。
福州的山水和风情，在一定程度上给了辛弃疾精神上的寄托。
辛弃疾特别喜爱福州的西湖，一再赋词点赞，把他的喜与愁，写进词中，写进湖里。他在《小重山·三山与客泛西湖》中说：“绿涨连云翠拂空。十分风月处，着衰翁。垂杨影断岸西东……船儿住，且醉浪花中。”
“船儿住，且醉浪花中”，他已经化作一朵浪花。
其时辛弃疾已听闻右正言黄艾在弹劾他。《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三之五八）载：“绍熙五年七月二十九日，知福州辛弃疾放罢。”
绍熙五年（1194年）秋，辛弃疾离开福州的时候，写下一首词《柳梢青·三山归途，代白鸥见嘲》，他在词中感叹道：“白鸟相迎，相怜相笑，满面尘埃。华发苍颜，去时曾劝，闻早归来。”
从“拟乞归”到被“罢归”，辛弃疾的胸中，一定是波澜起伏。此次罢归之后，他虽自嘲自怜，却也有一种解脱的心情。
历史往往让人扼腕，所幸辛弃疾给福州留下了诸多词章，让后人可以借此追想他的宋代时光，同时，领略他笔下的福州风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