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西南联大北撤时全体师生大合影（局部，中为作者父亲）。该图由作者摄于昆明西南联大博物馆。
我上大学的第一个寒假，没有回家乡台州，母亲让我去扬州看望四姨。我于是从济南乘火车南下。正值春运高潮，加上济南是过路站，尚且不满16岁的我挤了一个晚上也没有挤上火车。第二天早晨，我在车站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才上了一列客车，一路站到蚌埠才有了座位。我在镇江下了火车，去长江边的码头时，路过著名的北固山，不过要等若干年以后，才有机会登上山顶。
北固山巅有北固楼，底下的铭牌上写着：“北固楼因辛弃疾两首词而名噪天下，始为东晋蔡谟（281—356）所建，梁武帝登临时，欣然咏《登北固楼》诗一首，并亲题‘天下第一江山’。”蔡谟是我们家族的南渡先祖，其时他任扬州刺史，统管苏皖南部和沪浙闽三省，筑北固楼是为了储存军事物资。遗憾的是，蔡谟只是个武官，他南征北战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却没有一句诗文留下来。不过，《晋书》列传第四十七卷有他的传记。
这无疑是让我为之骄傲的一幕，之后，我遇见镇江人每每会说起此事。话说蔡谟后裔在台州黄岩平田生活了六代以后，有一支迁往福建泉州（书法家蔡襄是其后裔）。又过了十二代，另一支向东移居到白山乡五峰村（今属温岭大溪镇），其五世孙文莞公有两个儿子，老大叫蔡镐，曾受朱熹嘱托，负责修筑新河闸桥群（现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后被孝宗信任，欲派他出使金国，可惜尚未收到任命便过世了。老二叫蔡存平，是比兄长晚两年的文科进士，官居朝奉，那是宋朝有名无职的散官。
1232年，告老还乡的存平公写过一首还乡诗，描绘了莞渭四周的景色：水从西山流庄还，门开葛洪孤岩间，还乡锄禾常垂钓，时与渔翁相往还。因为存平公的上书，朝廷念其始祖和兄长有功，恩准修建蔡家祠堂，同时把附近大片滩渚批作官渭，赐给蔡氏子孙开发耕种。
一
现在，我想说说父亲1943年的故事。那年夏天他从临海的台州中学高中毕业，在爷爷奶奶的鼓励下，准备报考大学。那时正值抗战时期，大学或停办或西迁，厦门大学距离相对比较近。没有好的交通工具，他便沿着海边步行向南，经温州进入福建，途中要过瓯江、飞云江和鳌江。那时还没有苍南县，更没有龙港市。穿过宁德以后，父亲来到了福州，那是科举的摇篮，历代进士的人数仅次于苏州、杭州和常州。
此时厦门大学已西迁长汀，与江西瑞金相邻。渡过闽江以后，父亲沿着南岸向西偏北方向行走，来到了南平。这里是福建的北大门，包括了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的武夷山和福建的两大组成部分之一建瓯（古称建州）。之后，来个一百度的大转弯，他向西南沿着闽江的支流沙溪去到三明，途中只需经过一个县，那便是如今以小吃店闻名全国的沙县。尤溪是朱熹的诞生地，但却远离大路。
从三明到长汀的路并不好走，需要绕道南边的连城。长汀属于龙岩市，是客家人聚居的第一座府治城市，被誉为“世界客家首府”。长汀是继泉州、福州、漳州之后福建第四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994）、中国烹饪协会首个颁布的中国客家菜之乡（2004），也被誉为“中国最美丽的山城”。
厦大是离敌占区最近的大学，其他学校都迁往云贵或四川。长汀虽然是在本省，但崎岖的山路不好走，六年前厦大师生共走了23天才抵达。新任校长是福州人，著名的机电工程学家、留美博士、清华大学教授萨本栋。他后来当选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儿子萨支唐是微电子学家，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西迁时期，正如地处贵州的浙江大学被到访的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赞为“东方剑桥”，厦大也被美国地理学家葛德石赞为“加尔各答以东最好的大学”。
话说父亲费时两个多月到达长汀后，顺利通过考试，被厦门大学录取。可是后来，他也许觉得厦大离敌占区太近，安全没有保障，又决定放弃了。他继续徒步向西向南行进，去到昆明投考西南联合大学。
二
那是一段十分漫长的艰苦旅途，就像红军长征。父亲是如何横穿江西和湖南两省的？遗憾他在世时我没有问他。但我猜测，他经过了吉安，而没有经过偏北的南昌。
无论如何，长沙是父亲的必经之地，两年后他们从昆明返回北京途中也经过了长沙。我在他的同学、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张友仁先生的回忆文章中看到，联大同学是在长沙过的湘江。当时他们搭乘的货车与国民党的一辆卡车刮擦，双方发生争执，军官要求派一个同学到国民党党部处理，实际上相当于做人质，结果父亲自告奋勇前往，后来顺利解决了争端。
父亲当年从长沙去遵义应是沿着沅江经过常德的。常德是古称高蔡的周朝诸侯国蔡国的最后一个故都。这条路与1938年长沙联合大学（西南联大前身）250多人的“湘黔滇旅行团”前往昆明走过的路基本重合。旅行团的教师中有清华的诗人闻一多、北大的化学家曾昭抡等十一人，学生中有未来的数学家严志达、化学家唐敖庆、诗人穆旦（查良峥）等，其中有十多位后来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
家父与旅行团的主要区别是，他是独自一人，且是从浙江出发一路步行。还有就是从湖南沅陵到贵阳，父亲为见二伯，走的是北线，即凤凰、铜仁、江口、印江、思南、凤岗、湄潭、遵义，联大师生走的是南线，即晃县、玉屏、黄平、镇远、贵定。他们共费时68天，行程1600多公里。
常德位于洞庭湖西侧，武陵山下，史称“川黔咽喉，云贵门户”。常德之名源自《老子》“为天下溪，常德不离”，据说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记》描写的就是常德。
抵达贵州遵义时，父亲生了场大病。幸好二伯父在浙大外文系读书，悉心照料了他。伯父当年投考浙江大学所走过的路，也是父亲走过的。待身体稍好以后，父亲在浙大图书馆找到一份工作。当时的馆长是皮高品，之前他曾任职青岛时期的山东大学图书馆。那时浙大文科在遵义，理科在湄潭。如今，在湄潭浙大西迁纪念碑上，刻写着当年全体教职员工的姓名，父亲虽只是个临时职员，也列于其中，出现在教导处队列里。如此说来，我也算是“浙大二代”了。
三
翌年夏天，父亲再度出发西行，经过安顺、晴隆、盘县、曲靖等地，终于抵达昆明，考入了西南联大。2024年初，我去昆明云南师范大学参加《数学文化》杂志编委会，参观了校内的西南联大新博物馆，末了在大屏幕上呈现的1946年夏天联大师生离开昆明北上的千人大合影里，意外地发现了父亲。他就在第1排右数第9位，穿着一身黑色的中山装，微笑地看着前方。当时他还是大二学生，师生们即将分离，各自前往北大、清华和南开。遗憾的是，迄今我仍未有机会造访遵义和湄潭，未亲眼见到那块刻有父亲名字的浙大西迁纪念碑。
（本文作者蔡天新为浙江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求是特聘学者、数论学家、诗人、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