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美鑫
1882年7月，颜福庆出生在上海市江湾一个清贫的基督教牧师家庭。在目睹了旧中国民穷国弱的社会现状后，少年的他便立志学医。颜福庆的伯父颜永京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见颜福庆天资聪慧又刻苦好学，便资助他先后就读于上海圣约翰中学和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大学毕业后，他赴南非多本金矿任矿医，为华工治病。金矿医疗条件十分恶劣，一天15个小时的工作，华工们成天像狗一样在山洞里爬进爬出，在脏水中浸泡，工头还不时地吆喝，用鞭抽打。颜福庆目睹了这一切后，更加坚定了自己悬壶济世的念头。
1906年，颜福庆进入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深造。在美国留学期间，他生活清苦，坚持勤工俭学，成绩名列前茅，1909年毕业，他成为该校第一个获医学博士学位的亚洲人。同时他没有忘记缺医少药、苦难深重的骨肉同胞，他希望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为了使自己的医学知识更全面、更能适应国情需要，他又于同年赴英国利物浦热带病学院继续深造，并在短期内获该校热带病学学位。
1910年，颜福庆受美国雅礼会聘请，在湖南长沙雅礼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的前身）任外科医师。期间，他同情穷苦百姓，时常为他们免费治病。1911年，颜福庆在京汉铁路沿线从事鼠疫防治工作。就是此时，他萌发了“预防为主”的思想，1914年即和胡美一起筹办了长沙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湖南医学院的前身），任第一任校长。1915年，他又组建了中华医学会，任第一届会长。在此期间，他还入读哈佛大学，并获得公共卫生学证书。
1927年，颜福庆被聘为北京协和医学院副院长。到任后，他看到外国人把持医学院大权，普遍歧视和薄待中国的医学院教师，更加强了要创办一所中国人独立自主的医学院的决心。颜福庆说：“屋檐之下，何时翻身，中国人当有自己的大医学院。”在颜福庆的积极筹划下，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1985年改为上海医科大学，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成立，将学院设在上海，颜福庆出任首任院长。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颜福庆担任“上海救护委员会”主任，组织领导医学界人士和医学院师生参加伤兵救护活动，组织医疗救护队，负责战时救护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颜福庆又率领学校师生为上海及周边解放军治疗血吸虫病等疾病。抗美援朝期间，他还参加了上海市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的领导工作。晚年，颜福庆退居二线，仍用自己的余热支持祖国的医学教育事业。
上医（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师资力量雄厚，得益于颜福庆办学之初就团结了一批志士仁人。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医即有一批青年学生赴国外深造。他们学成回国，在上医辛勤耕耘，做出很大成绩。1956年，经国家核定，上医有16名一级教授、22名二级教授，他们都是各学科的先驱者、奠基人或领军人物。时任教育部部长蒋南翔说，上医的一、二级教授比清华大学还多。1955年，中央命令上医负责建设重庆医科大学。颜福庆去重庆选址，并从上医分出一批师资、设备进行援建。此外，上医还陆续支援重庆、山东、大连、新疆各兄弟院校一批骨干教师，对整个中国的医学教育也影响深远。
颜福庆的办学理念反映在学生毕业宣誓的誓词和校歌的歌词中。1934年，学校规定，学生毕业必须宣誓，誓词是“余誓以至诚，本余所学，为人群服务，严守医师戒条，终身不渝，并力求深造，克尽厥职，谨此宣誓”。1936年学校校歌的歌词是：“人生意义何在乎？为人群服务。服务价值何在乎？为人群灭除痛苦……”颜福庆一贯提倡“公医制”，反对私人开业。他一生以身作则，从未私自开业行医，不计功利。他率先倡导和规定专任教师一般不得在外兼职或开业，在他的影响下，一些专任教师主动放弃私人开业，专心从事教学。“正谊明道”，是颜福庆为上医确立的校训；“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他一生对自己的训诫。
颜福庆推动了中国医学教育的发展，为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和医学人才培养作出了巨大贡献。作为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创始人、中国现代医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是医之代表，也是医者中的国之担当。）
石美鑫：
中国胸心外科开拓者之一
一位医生，穿着白大褂，手持一枚“绣花针”，顺利地完成了法洛四联症手术。他开怀地笑着，满脸自豪。他便是石美鑫教授。
石美鑫（1918—2014），出生于福州市，是我国著名医学教育家、新中国胸心外科奠基人之一。1936年，他从福州格致中学毕业后，就读于国立上海医学院（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前身），1943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任中山医院胸外科副主任、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长、上海第一医学院（现为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院长等职。他是中国胸心外科手术的开拓者之一，在医疗手术上进行过多种创造和改进，其中在国内外医学文献中或国内医学史中属于首创的手术达十多项。
石美鑫教授创下了多项“第一”：1948年率先开展转移性肺肿瘤切除术、1953年施行首例锁骨下动脉-肺动脉侧端吻合（体肺分流术）治疗法洛四联症、1954年创建动脉导管褥式缝合切断术、1957年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静立垂屏式人工心肺机……其中最为人所乐道的是他完成中国首例法洛四联症手术和成功研制人工心肺机这两件事。第一件事与石美鑫的“赌气”有关。1945年，抗战胜利后，胸外科专家LeoEloesser教授来中国讲学，提到了“法洛四联症手术”，并用嘲讽的口吻说：“在座的你们中，如果有人会做这种精巧的手术，我将把头砍掉。”当时在座的石美鑫听到后十分气愤，立志要用成功的手术为国争光。完成法洛四联症手术需使用特制细弯针，但当时国内无法生产此类器械。石美鑫通过十多个晚上的努力，终于制成了一批土制的细弯手术针，并用这枚“绣花针”完成了中国首例法洛四联症手术。另一件事是，1957年突破西方封锁，石教授团队成功研制国产首台静立垂屏式人工心肺机，开展体外循环心脏直视手术实验研究，为我国胸心外科的突破性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此外，石教授还是许多重要的医学类杂志的主编，并主编了多部医学著作，获得了多个奖项，包括中华胸心血管外科学会终身成就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技术进步奖等。
石美鑫教授在医学教育和科研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医学教育方面，1978年他出任上海第一医学院院长，后担任上海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外科学教授、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名誉所长，培养大批青年才俊，遴选诸多医学菁英。
在科研方面，他在任院长期间，推动了上医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建立，恢复了停滞十余载的职称评审制度，用耐心与毅力逐步提高学校的科研水平。石美鑫教授一生秉持“一切为了患者”的“中山精神”，90多岁时依然活跃在中山医院的治疗与医学教学一线，是中山医院“永远不退休”的医生。其创新与敬业精神，永为医界楷模。
唐代大医孙思邈曾云：“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真正上乘的医者，不止于治病救人，更应以医道为本、以医德领袖群伦，能济世安邦、为国造福。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以创始人颜福庆和石美鑫院长为其中优秀代表，他们正是“上医医国”精神的典范。他们毕生致力于解除民众疾苦，将“为人群服务”“一切为了患者”的慈悲情怀和崇高理念融入中国现代医者的职业操守；又以精湛医术和身体力行，帮助无数患者重获健康，从而持续服务社会与国家。
凭借深厚的医学造诣、卓越的才华和赤诚的奉献精神，这两位福州系复旦医学家，为现代中国的医学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筚路蓝缕、鞠躬尽瘁，堪称民族复兴进程中医者的杰出代表。
结语：
赓续发展的校地桥梁
——共建平台，续谱华章
旦复旦兮，日月光华。在复旦大学历史上，20名校长中有5名为福建籍（含祖籍）；原上海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10名校长中，也有两名为福建籍。福建儿女在复旦大学发展历史上具有相当重的分量，而八闽首府的福州学者在其中更是熠熠生辉。可以说，从文化启蒙、科教兴国到经世济民、悬壶济世等诸多领域都有福州系复旦人的身影：他们为复旦大学和福州之间架起座座桥梁，让校地之间产生诸多“求索奉献”与“共同奋进”的美好交集，他们也在民族复兴历程中接续谱写绚美的华章。
云卷云舒，斗转星移。21世纪以来，福州市与复旦大学正共同形成新的认同，并不断搭建合作平台，这些双方共建的系列平台，又在为复旦大学的福州朋友圈搭建当代桥梁。近年来，复旦大学在福州和厦门建设了多家医院。其中，两家复旦大学附属医院落地福州，分别是复旦肿瘤福建医院和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福建医院。这些医院在为福建省和周边人群提供服务，为当地百姓带来健康福音。
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在当下中国，科技创新是时代发展的主旋律，为更好推动双方校地合作、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复旦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福建）、复旦大学福建科创馆也都落地福州，一批批复旦系科技成果或将在福州展示、落地并开花结果，推动本地新质生产力发展和校地合作高质量发展。这些也推动着越来越多校友参与其中，共同续写双方的深厚友谊，共同续谱校地合作的新篇章。
2025年5月，复旦大学将迎来建校120周年。当我们回望严复、颜福庆等杰出校友以大爱架起与赓续的校地桥梁，我们心怀钦敬；当我们放眼未来，更对校地携手、共谋发展充满期许。
最后，请让我们以七言绝句作结，为复旦卓越的“福州朋友圈”喝彩：
复旦光华焕旧邦，
榕城俊彦沐朝阳。
中流砥柱兴科教，
百廿宏图启胜章。
（资料来源：复旦大学官网、复旦大学校史馆、复旦大学校友传记、学术期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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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0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