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刚刚跨入上个世纪的90年代，能够运用多国外语，特别是英语方面具有“童子功”的孙绍振先生，就戴上了“交流学者”的桂冠，跨洋越海地飞向欧美讲学。
一
怎么给欧美青年学生讲课？多年来在国内讲坛上口若悬河的孙绍振信心满满。他想，大不了可以再用点功，把讲稿写得详细一些。一旦卡壳，就拿出自己在国内讲课的表情和肢体语言——最是人无我有的神采来，即使照着稿子念也不至于缺乏魅力。
第一堂课是讲中国新诗。虽说自信颇足，但在站上讲台之前，孙绍振心中仍不免有些惴惴。他并不怀疑自己的授课能力，但是否可以使用英语50分钟一节课从始至终，并做到流畅，甚至做到口若悬河的程度，他还是没有绝对的把握。然而，上课“滔滔不绝”是他已经形成的风格，倘若强迫自己逐字逐句或慢条斯理地讲课，对他来说，是一种痛苦。特别是开头那几节课的内容，讲的是早期郭沫若和徐志摩的浪漫主义爱情诗，那些浪漫主义或许会被当成一种陈词滥调。美国人哪里会缺乏浪漫？即便是戴望舒那些略带象征主义色彩的诗，在美国诗坛也早已过时了。
为了上好这堂展示中国大学教师水准的课，孙绍振倾注全力，光是英文讲义就写出了26页。看着那一张张修修改改得已如同抽象派画作一般的讲稿，他不由得感谢自己早年在英语上所下的功夫。
但凡捧读过他有关散文的读者，就会明白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的孙绍振之所以能够精通英文，是因为他从小学四年级就开始学习英语，此后也未曾中断。正因为打下了深厚的外文功底，他在大学时期就能通读英文原版的《简爱》。20世纪70年代初期，孙绍振曾经为一所中学的学生上英语课，他可以潇洒地把两手插在裤袋里，不拿课本，不带讲义，就能一节课又一节课地流畅讲授。与此同时，他还给学生“加餐”，带他们学英文歌曲，诸如澳大利亚的《剪羊毛》，还有美国黑人歌曲《老人河》等。
二
英语基础虽厚实，但如何能连贯通畅地组织语言并且幽默地表达，却并不是件易事。而且要让聆听者不但知其然，还必须知其所以然。所以，孙先生把每一堂课都看作是一次挑战。充分准备的结果当然是——第一堂课就大受欢迎。孙绍振目测良好的课堂秩序和听讲者的专注度，告诉自己：成功了！
大受欢迎的第一堂课，精彩的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的幽默。孙绍振曾经在中央电视台讲了20集《幽默漫谈》，而美国人宁愿缺少一只眼睛也不愿缺少幽默。美国一位幽默理论家把“自我调侃”列为幽默之最上品，这不一定准确，但这一评判标准却恰好符合孙绍振的幽默个性。
第一堂课之后，孙绍振回顾反思了一下自己的“胜利”过程，但他竟然不记得课上到底讲了多少特别吸引人的情节。好像只是一些常识性的内容，介绍了中国“五四”时期的浪漫主义诗潮和中国古典诗歌的某些联系，诸如此类。
他告诉美国大学生，浪漫的情诗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有着深厚的传统，一般以绝对化、永恒化的情感为特色。例如“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这从哲学上来讲，就是不受空间变化的限制，哪怕你到了北冰洋或者撒哈拉大沙漠，我的心都永远和你在一起……他注意到自己讲到这些句子或段落时，一些男同学开始猛记笔记，那种速度显然是不愿意遗漏什么，台上说多少他们就记多少，而女同学则开始喝彩：“Great!”
如此的课堂反馈，让孙绍振讲得更加有激情了。他接着讲到中国古代的诗人们不管孔夫子的教条，常常表现出对恋人的无限深情，有一句诗这样表述：因为我的恋人的裙子是绿的，所以我爱世界上所有的青草——“记得碧罗裙，处处怜芳草”……
讲义中的这句古诗引用得恰到好处，这一美好的、形象化的比喻，让讲台下学生们的情感飞翔了起来，有的女同学直接欢呼出声，而且高高地举起了双手。这样的讲课效果，既在孙绍振的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因为他联想到自己在国内的几所大学里也讲过同样的情节或内容，甚至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但却没有一个女大学生对自己发出过欢呼。
孙绍振带着这个疑问去询问了一位专攻英语的中国学者。这位学者回答说：这很自然，因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青年人受到性解放思潮的影响，从中学时代就把性关系看得比较随便了。因而，你所讲的那种含蓄又古典的浪漫主义情感，对于美国姑娘来说，好像是天方夜谭里才有可能发生的。因此，她们听得入神了，自然要纵情欢呼。
三
对于讲课持认真探索态度的孙绍振，也关注美国教授在登讲台之前或之后的表现，希望从中取长补短。发生过出乎他意料的情况，一位女教授走进课堂后，全然不顾讲台后的椅子，直接坐在讲台上开始讲课。这种在国内课堂上见所未见的场景，令他瞠目结舌。
那天，这位女教授讲的是中国小说，她竟然只花了四五十分钟就把中国现代文学史从“五四”讲到了“文革”，直至讲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如此简略对于孙绍振来说真是难以认同，因为在他的理念中，这一包含着诸多内容的课程，至少得有若干个四五十分钟才能讲个粗浅的轮廓。若要细讲，所需时间至少翻倍。
而讲台下的那些学生，听课态度也随意得很。有带着饮料、水果的；也有女学生带着布片、衣物来缝纫的，五花八门，不一而足。教师一边讲，学生一边发问，不举手，也不必站起来，整个氛围如同闲聊。下课铃一响，也不管教师有没有宣布下课，学生就可以自行离去。美国人做什么都强调轻松，但课堂上竟也如此随意，孙绍振既感到惊讶，又庆幸自己增长了见识。
不过，孙绍振也发现，并不是所有的教师讲课都会是同一种情景。比如他自己在美国大学第一天上课就不一样。有次他一边讲，一边和学生聊，才讲了6页讲义，就已经到下课时间了。按照自己在国内授课的习惯，孙绍振又继续讲了四五分钟。宣布下课以后，合作的桑德拉教授告诉他说：你讲得太成功了，下课了居然没有一个学生站起来就走。
课上了一段时间，便不免有一些女学生带着倾慕的心情前来拜访，其中之一就是那位在课堂欢呼“Great”的姑娘。她来时头上戴着一顶草编的牛仔帽，除了谈诗以外，有时也谈别的。姑娘告诉这位既可敬又可爱的中国教授说，她养了两匹马，接着说如果有兴趣，她可以请老师到她家的草场去遛一遛马。这位姑娘的邀请，确实让人觉得挺浪漫。虽然也想去体验一下这种浪漫情调，但出于中国人含蓄，特别是中国学者应有的修养，孙绍振便不置可否地笑了笑，算是一种婉拒。
但这位女生并没有介意被拒绝，仍然在孙先生上课时，兴之所至便高声喝彩。而且她还时常戴着那顶草编牛仔帽，在课堂外和孙先生谈论中国新诗的浪漫主义，尤其是爱情诗中的浪漫主义问题。看得出来，她对中国的古诗词，特别是蕴含着爱情内容的古诗词有着无限的神往。
有一天，孙绍振应邀参加学生的一个聚会，又遇见了这位女生。当时她挽着男朋友的手，兴奋地拍拍孙先生的肩膀，亮着嗓音说：“我很喜欢你讲的课！”
临近学期结束，孙绍振给这个班级的学生上了最后一堂课。课堂结束，这位女生高兴地走近孙先生，送给这位自己崇拜的老师一个手工缝纫的布垫子，还有一块天然石英石。她还复印了一页类似于说明书的文字给了教授，专门说明这种石头是象征品性坚定与真诚的。
四
与美国大学堂完全不同的是德国的大学课堂。德国学生上课的态度严肃得让人透不过气来，那种氛围对讲台上的教授来说，也不无压抑。美国与德国的大学课堂，似乎都在一“左”一“右”地走极端。走到哪都能把多彩见闻演化为诗画一般文字的孙绍振，在德国担任交流学者的旅程中，同样有着极为特殊的经历。倘若想把那许多经历和体验组织成文字，不会亚于在美国讲学的精彩，甚至可以成就一组相当吸引读者眼球的孙先生国外讲学系列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