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看闽侯”采风创作
车子碾过新修的柏油路，拐进山坳时，车窗突然被一片苍绿浸透。同行的文友老陈说，闽侯南洋村就藏在闽江支流的涟漪里，像片被岁月小心收存的枯叶。
话音未落，我摇下车窗，湿润的山风裹着草木清香扑面而来，抬眼便望见村口两棵古榕正把气根垂进溪涧。这是我与南洋村的初次照面，带着潮湿的烟火气，像极了记忆中外婆家的老照片。
用过餐后，已近午后，阳光淌过溪面，在祠堂飞檐上织出金色的网。当第一缕桐油香飘来时，我踩着满地松针走进阮氏宗祠，正撞见守祠人阮大爷的身影在文魁匾额下晃动。他手中的棉布还沾着新鲜的桐油，指腹蹭过匾额边缘时，一道未干的油痕在木纹里泛出琥珀色的光。“老陈前几日新熬了油膏，说这老松木得用古法炮制。”他袖口磨得发亮的补丁抖了抖，桐油香气混着暖光，在梁柱间织出泛黄的时光滤镜。
“这是光绪年间祖上中举时御赐的。”他的方言里带着闽剧般的抑扬。祠堂的砖地上，几处凹陷的脚印磨得发亮，像是时光打下的印记。阮大爷说，每月初一十五，村里的孩子会跟着家长来磕头，最小的曾孙刚会走路，就知道对着“忠孝传家”的匾额作揖。这里神龛前的长明灯换了三代人，灯油从菜籽油换成了橄榄油，不变的是每晚七点，总有人来添灯芯。
离开祠堂时，阮大爷突然叫住我，手指向村中心那片爬满薜荔的砖墙：“珠山32号的门楣该上桐油了，老陈这几日正带着学生测绘呢。”他袖口的补丁在阳光里晃了晃，“当年文魁匾额的榫卯也是他祖父修的，这手艺啊，跟祠堂的长明灯似的，得有人接着捻灯芯。”
话音未落，远处果然飘来熟悉的桐油香，混着断断续续的凿木声，像被风吹散的童谣。我踩着满地松针往村中心走，路过那半堵砖墙时，正看见福建理工大学的学生们趴在地上测绘，夕阳从天井斜斜漏下，在他们的笔记本上投下古榕的影子。工匠老陈的工具箱也搁在门槛边，铜锁扣上的红绳被岁月浸得发亮。“这种一斗三升的斗拱，现在年轻人嫌麻烦。”他正握着刨子的手布满老茧，木纹在刨花纷飞中渐渐显形，“可老祖宗的手艺，就像这松柏木，越磨越有味道。”
墙角堆着半人高的木桩，树皮还带着松香，老陈说当年建村时先民在烂泥田里打了上千根松柏桩：“松木硬，柏木防腐，根须在地下盘成网，房子就像长在树上的鸟巢。”有个戴眼镜的学生凑过来请教彩绘修复，老陈却指着梁柱上褪色的麒麟纹：“你看这眼睛，当年画匠要等月亮最亮的晚上动笔，说这样神兽的眼睛才会跟着人转。现在颜料都是化学配的，可怎么也调不出当年的精气神。”说话间，他突然放下刨子，从裤兜摸出个搪瓷杯，倒了半杯凉茶递给我，茶水带着淡淡的青苔味。
我们就在这里聊了许久，不知不觉过去了数个小时。当夕阳沉进山坳时，我们终于踏上归途。溪水在暮色里泛着幽光，秀芳姐家的雕花窗已亮起煤油灯。推开民宿木门，樟木香混着九重粿的香味扑面而来，秀芳姐正从樟木箱里翻族谱，她说：“别小看这南阳堂的错字。我们祖上从河南南阳迁来，思乡心切，就把村名取成南阳，后来传着传着成了南洋，倒像是注定要与江河相伴。”族谱的纸页间夹着晒干的银杏叶，叶脉清晰如村落的水系图，秀芳姐说这是她父亲临终前夹进去的，“他说每片叶子都是先祖的眼睛，看着我们这些子孙在这片土地上生根。”
深夜，老林从镇上带回一坛青红酒，坛口封泥还带着掌心的温度。他蹲在井台边揭开封泥，三根柏枝在酒坛里蘸出细碎的涟漪，“这是敬天敬地敬先祖的古礼。”话音未落，柏枝弹向四方的酒珠，恰好落进井台石栏第七道磨痕，那里积着千年青苔。灶膛突然爆出一声轻响，火光把两人的影子投在磨痕上，像叠了层岁月的剪纸。
秀芳姐忽然站起身，踮脚取下梁上的竹篮。篮底铺着褪色的灯芯草，草茎上还留着搓捻时的指印。“长明灯以前用这草芯。”她捏起一根在掌心揉了揉，碎屑簌簌落在蓝布围裙上，“每根要搓七七四十九下，老辈人说能把先祖的话捻进灯油里。”梁间漏下的月光穿过草芯，在族谱的银杏叶上投出细密的影，像极了祠堂长明灯里跳动的灯芯。
第二天醒来已是十点。洗漱过后，我和朋友就沿着松柏林间的古驿道上行，露水打湿的落叶在靴底发出细碎的叹息。我看到，道旁的古南洋渡碑刻风化严重，“南洋”二字只剩半边，石缝里却钻出几簇野蕨，新绿的叶片上还沾着晨露。向导老黄蹲下来，用矿泉水冲掉碑上的青苔，说道：“这是当年通往闽江的商道，挑夫们凌晨出发，肩头的盐担在石板上磨出了凹槽。”
他掏出手机，翻出张泛黄的照片：二十年前的冬天，最后一批挑夫在碑前合影，每个人的棉袄都打着补丁，却笑得像春天的映山红。“中间戴斗笠的是我大伯。”老黄的指尖轻轻划过屏幕，“他走的那晚，手里还攥着半块从南洋带回来的饼干。”山风掠过松林，松涛声里仿佛传来扁担的吱呀声，那些被岁月掩埋的脚印，正随着晨雾慢慢显形。
走到半山腰回望，整个村落像被揉皱的绸缎铺展在溪谷间，白墙黛瓦在晨光里泛着珍珠般的光泽，而陈钟藩的故居，就藏在那片光泽最温润的地方。老黄说，当年他带着海外赚的钱回来，先修了学堂，再建了石桥，“文革”时被批斗，却偷偷把最后一块银圆塞进祠堂的香炉，说“总有一天，香火会再旺起来”。
离村那天下午，我又在溪边遇见了捣衣的阿婆。她的蓝布衫洗得发白却浆得笔挺，见我过来，竟从竹篮里掏出几个烤红薯，烫手的温度里裹着泥土香：“阿弟，来！我家就在前头，门上有朵莲花，是我爷爷的爷爷刻的。”阳光穿过古榕的气根，在她银白的鬓角镀上金边，让我想起自己已故的祖母，同样喜欢把热食往人手里塞，仿佛温度里藏着说不尽的牵挂。而民宿门口，秀芳姐也正在晾晒刚收的银杏叶，金黄的叶片在竹匾上翻动，像群想要起飞的蝴蝶。“晒干了能泡茶”，她忽然抬头，目光掠过远处正在修复的古厝，“村里的娃娃们会捡来做书签，写上自己的名字，说是等长大了带回城里，让别人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
远处传来工匠的号子声，和着溪水的流淌，组成一曲没有乐谱的民谣。原来南洋村的动人之处，从不是静止的标本，而是活着的生命体——老人们用皱纹收藏故事，年轻人用指尖触摸历史，每一块青砖都在承接晨露，每一片瓦当都在聆听雨声，就连溪里的鹅卵石，都被时光磨出了温柔的弧度。
车子启动时，古榕的气根拂过车窗，像是挥别的手掌。后视镜里，南洋村渐渐缩成个小点，却在我心里慢慢胀大，种下一粒关于根的种子。它让我想起自己从未见过的祖籍地，想起族谱里模糊的迁徙路线，想起那些在城市化浪潮中失落的故乡密码。或许每个中国人的血脉里，都藏着这样一个南洋村，它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村落，更是精神上的原乡，等着我们在时光里，重新认领那份古老而温暖的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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