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晚唐五代开始，福州的海外贸易日趋繁荣，到海外谋生的人日渐增多，到鸦片战争爆发前夕，整个东南亚地区华侨总数已达100万人以上，除暹罗（泰国）、真腊（柬埔寨）、安南（越南）外，以祖籍福建的华侨占多数。
明末清初，地处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等地已有福建戏曲的演出。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帝国主义列强用枪炮打开了中国大门，海禁一开，大量华商、华工涌向东南亚各国，华侨人数不断增加。福州戏班也因东南亚华侨酬神、娱乐的需要而频繁赴东南亚演出。
1842年1月19日，美国远征探险队的威尔基斯舰长在他的《航海日记》中提到了在新加坡闲逛时看到中国戏曲演出，威尔基斯舰长还记录了同年2月华人农历新年期间的戏曲演出。
1887年，清朝官员李钟珏在他的《新嘉坡风土记》中记载了新加坡的戏园：“戏园有男班有女班，大坡其四五处，小坡一二处，皆演粤剧，间有演闽剧、潮剧者，惟彼乡人观之。戏价最贱，每人不过三四占，合银二三分，并无两等价目。”从李钟珏的记载可知，在当时新加坡的戏园中已经有福州戏曲的演出。
闽剧又叫福州戏，流布于福州、闽侯、长乐、连江、福清、平潭、闽清、永泰、罗源、古田、屏南、宁德、霞浦、福安、周宁、南平、顺昌、三明等闽中、闽东、闽北20多个流行福州方言的市、县。从古到今，随着历史上福州人大量移居东南亚，使闽剧也传播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各国福州籍华人聚居地。闽剧多次赴访这些国家和地区进行友好演出，受到国际友人和当地华人的热烈欢迎并得到很高的赞赏与评价，使闽剧艺术的影响日渐扩大。
据《闽剧志》（初稿一）记载，1927年六七月间，福州“群芳女班”赴新加坡演出《灵芝草》《燕梦兰》《五子哭墓》《金指甲》等剧目；同年，福州“上天仙”戏班应邀到新加坡演出。此年“新赛乐”戏班在厦门演出，听到有人到福州聘“上天仙”戏班赴新加坡演出的消息后，认为本班“剧目多，角色齐全，班誉也胜过‘上天仙’，如到新加坡，营业必胜于他”，便由邵金栋打前站联系。
1928年1月，闽剧“新赛乐”戏班一行70多人由厦门搭海轮赴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进行商业性演出。主要演员有赵春官（须生）、张水官（小生、须生）、石祥官（小生、小旦）、林桢藩（青衣）、庄鸿声（花旦、正旦）、郑香官（泼旦）、施凯官（三花）、吴庆官（大花、二花）、陈瑞官（老生）、潘春官（长丑、三花）、徐福官（大花、二花、三花）、谢流惠（三花）、黄宝官（三花、长丑）、榕榕（武生）、细榕（武旦、武生）、八福（三花）、杨依朋（三花）、财官（三花）、郑彬官（小生、花旦、老生、三花）、叶奇官（小生、花旦、武旦）等，演出剧目有《包公案》《金指甲》《狸猫换太子》《封神榜》《陈靖姑》等。
“新赛乐”戏班在新加坡“同乐园”演出了3个月，共演115场，观众达115000人次，在新加坡名声大振。后在“一舞台”“天演舞台”演出3个月125场，观众115000人次。随后，剧团离开新加坡到马来西亚的槟榔屿演出，演出4个月145场，观众达292300人次。槟榔屿演完，剧团到吉隆坡演出3个月115场，观众达149500人次。后又在安顺演出20天。之后到印度尼西亚泗水、三宝山、大町洋演出6个月206场，观众达206000人次。离开印尼后又回槟榔屿演出1个月、新加坡演出2个月后才返回福州。“新赛乐”戏班这次在东南亚演出3年左右，观众达100多万人次。
新加坡演出后，到槟榔屿演出，剧场座位是1200位，票价一等一元、二等八角、三等五角，较新加坡提高了。其中《火烧百雀寺》一本连演15天，不少人买不到票，只得买3元钱一张的“黄鱼票”。
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赴东南亚演出的戏班大大减少。这种状况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是因为中国国内战争、抗日战争以及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影响；其次是东南亚国家为了保护本国影剧业，限制中国戏班的进入。当然也有例外。
1931年夏，新加坡华侨同乡会派专人至福州邀请叶奇官组织闽剧戏班出国演出。叶奇官欣然受聘，并邀集庄鸿声、赵猴子、施凯官等人组织戏班赴新加坡演出。1938年年初，叶奇官为了充实演员阵容，一度回国招聘，后因抗战开始，交通受阻，而未能成行。
从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的30多年中，福建几大剧种很少有海外传播的记载，但也有例外。如1959年3月，闽剧著名艺人郑奕奏、杨瑞英应印度尼西亚椰城玉融公会、万隆玉融公会、梭罗玉融公会邀请，随带闽剧《追鱼》《钗头凤》等赴印度尼西亚万隆等地教戏6个月，培养男女演员20多人，使闽剧艺术在海外开花结果。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对外开放，福建戏曲得风气之先，陆续走出国门，为中华文化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