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蔡襄曾两次“知福州”，第一次是宋仁宗庆历年间，任职时间为1045年至1047年，第二次是嘉祐年间，任职时间为1056年至1058年。他关心民生，兴修水利，兴文重教，移风易俗，政绩卓著。
据史料记载，蔡襄在“知福州”之前的庆历元年（1041年），还乡途经福州时，应太守沈邈（字子山）之请游乌石山，曾为“幽幽亭”题榜，并书《福州庙学记》，但这些书迹今已不存。
嘉祐二年（1057年），蔡襄第二次“知福州”任上，提倡移风易俗，禁侈丧，整饬吏治和社会劣俗，先后作《福州五戒文》《戒山头斋会碑》《教民十六事》等。其中，《戒山头斋会碑》《教民十六事》由蔡襄亲自书写，刻碑立于福州虎节门下。只是此二碑今亦不知所踪。
唯屏山西北龙腰苔泉古井之“苔泉”二字，今尚存。清代《福州府志》卷二十七载：“苔泉，蔡襄书，龙腰石泉侧。”
蔡襄留在福州的书迹最知名者当属鼓山灵源洞“忘归石”。附近又有“国师岩”三个楷书大字，据《鼓山志》和《闽中金石略》记载，亦为蔡襄书。
“忘归石”摩崖石刻位于灵源洞蹴鳌桥边，高2米多，三个楷书大字，方正严谨，端庄大气，左边有“蔡襄”款，小字，亦楷书。此处往南几步外，有蔡襄等人题名石刻，曰：“邵去华、苏才翁、郭世济、蔡君谟，庆历丙戌孟秋八日游灵源洞。”庆历丙戌即1046年，那是蔡襄到任福州知州的第二年，他和福建提刑观察使苏舜元（字才翁）、福建武臣提刑郭承规（字世济）一起，陪同福建路转运使邵饰（字去华）游览灵源洞。这两处题刻未必是同一次游览的印记，陪同上级官员和同僚的游览，是很难达到“忘归”的境界的。
同游的几个人当中，蔡襄跟苏舜元最为交厚。1045年春，蔡襄初到福州上任，有诗《春潮》云：
纳纳春潮草际生，商船鸣橹趁潮行。
封书欲寄天涯意，海水风涛不计程。
当时苏舜元任福建监丞（即福建提刑观察使），蔡、苏常在一起切磋书法，过从甚密。苏舜元是北宋才子苏舜钦（字子美）之兄，兄弟俩也都是书法家。蔡襄后来在《苏才翁墓志铭》中称：“某与才翁兄弟游最久。”苏舜元为官刚正，关心民情，与蔡襄性情相投。苏舜元在福州的时候，看到城里百姓生活用水不便，为方便人们就近取水，组织人力择地挖掘十二口水井，后人称之为“苏公井”，有的至今犹存（比如南营巷中）。1047年春夏之间，朝廷罢蔡襄福州知州职，改授福建路转运使。差不多同时，苏舜元调任邓州提点刑狱，蔡襄在福州与他话别，作诗《昼寝宴坐轩，忆与苏才翁会别》。此后，他们时有诗书往来。1054年夏，苏舜元病逝，不到五十岁，蔡襄为他撰书墓志铭。
二
蔡襄是书法大家，在“苏黄米蔡”四大家当中，蔡襄算是前辈，也是北宋书坛开风气之人。他与亲友来往的信札，大多已成为书法名帖。在蔡襄的传世名帖当中，有两件是他在“知福州”任上写出的，那就是《海隅帖》和《持书帖》。
庆历五年（1045年）夏，蔡襄到福州上任不久，致书韩琦，即《致资政谏议明公尺牍》（又称《海隅帖》）：
“襄，海隅陇亩之人，不通当世之务，唯是信书，备官谏列，无所裨补。得请乡邦，以奉二亲，天恩之厚，私门之幸，实公大赐。自闻明公解枢宥之重，出临藩宣，不得通名。下史齐生来郡，伏蒙教勒，拜赐已还，感愧无极。扬州天下之冲，赖公镇之，然使客盈前，一语一默，皆即传著，愿从者慎之！瞻望门阑，卑情无任感激倾依之至。”
“海隅陇亩之人”，意思是我是个海边乡下人。此信受信人“资政谏议明公”，最近刚“解枢宥之重”。“扬州天下之冲，赖公镇之”，这说的是韩琦。信中言语谨慎，并且提醒“一语一默，皆即传著，愿从者慎之”，当是不想给韩琦、也不想给自己惹麻烦。然而开头“不通当世之务”之语，仍然难掩因朝中事务而产生的烦恼。这跟此前的朝廷风波有关——
庆历三年（1043年）春，吕夷简罢相，仁宗以晏殊为辅相，又先后提拔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四人为谏官，时称“翰林四谏”。这年春夏之间，诏以夏竦为枢密使，韩琦、范仲淹为副使。夏竦的任命引起谏官们的不满，《宋史纪事本末》载：“谏官欧阳修蔡襄等交章论竦：在陕西畏懦，不肯尽力，兼之挟诈任数，奸邪倾险，陛下孜孜政事，首用怀诈不忠之臣，何以求治？”王拱辰、余靖也参与弹劾，仁宗不得不诏改杜衍为枢密使。韩琦、范仲淹当时正经略陕西、抗击西夏，以“西寇未宁”恳辞枢密之任，在蔡襄的建议下，韩琦留在西北，范仲淹回京任职。当时吕夷简虽罢相，仍然以司徒身份预议军国大事。蔡襄上疏请彻底罢免吕夷简，使两府大臣放开手脚，直接承担职责。数月后，吕夷简获授太尉虚衔，蔡襄、欧阳修亦有弹劾。
庆历四年（1044年）夏，夏竦等在朝中制造“党锢”舆论，欧阳修作《朋党论》予以驳斥，夏竦又指使内官诬告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蔡襄等结党营私，仁宗虽未采信，但已引发风波。这年六月，范仲淹以“防秋事近”奏请“愿罢臣参知政事”，遂诏命为陕西、河东宣抚使。八月，诏以富弼自枢密副使出为河北宣抚使，同时，欧阳修罢知谏院，调为河北都转运按察使。十月，诏以陈执中为参知政事，蔡襄等上奏言陈执中“不可任以政”，仁宗很生气，当月，蔡襄以父母年迈请求归乡任职，旨授右正言、知福州，次年春到任，这就是《海隅帖》中所说的“得请乡邦，以奉二亲”。庆历五年（1045年）春夏之间，韩琦亦调任扬州知州。
三
写下《海隅帖》十年后，至和二年（1055年），蔡襄经历了极其伤痛的一年。他求知泉州的奏请获朝廷批准，但在回闽的途中，他不仅失去了长子，还失去了妻子。这年六月，他的长子蔡匀染疾，在商丘去世，十二月，他的结发妻子葛氏夫人又卒于衢州道中。葛氏之逝，本身也是因为痛失爱子，哀伤过度，郁疾而亡。连失两个至亲，这使蔡襄痛彻心扉。
至和三年（1056年，亦嘉祐元年，九月改元“嘉祐”）正月下旬，蔡襄带着妻子和儿子的灵柩回到家乡莆田。二月到泉州赴任，但两个月后，即在这年的闰三月，就接到诏命改知福州。蔡襄申请依旧知泉州，未获批准，最终于此年八月赴福州之任。
此时蔡襄写下了《持书帖》：
“数日前遣使持书棨戟之下，辄邀行舸光临弊境，计已通达当直，未审尊怀如何？惠然一来，殊为佳事。病躯不常得安，多缘饮食而致。山羊涩而无味，虽食不过三二两，鱼鳖每食便作腹疾。以此气力不强，日久必须习惯，今未凋适耳。蒙书并海物，多感多感!谨奉手启上闻。不宣。襄上。宾客七兄执事。”
这是蔡襄第二次“知福州”之初，写给亲友的一通信札。信中谈到自己当时身体状况欠佳，情绪低落，身心疲惫，“今未调适耳”，需要调整。信中还谈到日常饮食，对亲友馈赠“海物”（海产）表示感谢，特邀他乘船“光临弊境”。由此看来，受信的这位亲友，必居海滨，又“数日前遣使”，说明距离不算太远。“宾客七兄执事”，虽然姓名不详，但很可能是莆田乡亲，甚至有可能是蔡氏族人。
《海隅帖》现藏于台北故宫，《持书帖》现藏于北京故宫，分别是蔡襄两次“知福州”之初的心情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