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世纪前期起，随着欧洲对茶叶需求的爆发式增长，茶叶逐步取代丝绸、瓷器等传统商品，成为中西方贸易的核心大宗商品。据陈慈玉所著的《近代中国茶业之发展》一书介绍，1760年至1833年的74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自华采购的各类商品中，茶叶的价值年均占比高达86.82%，而生丝、陶瓷、棉布等其他商品占比仅为13.18%。

　　两大茶道并驾齐驱

　　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政府宣布“海氛廓清”，开海贸易，正式设立粤、闽、浙、江四海关。西洋商人通过上述四口采购华茶。1689年，英国人首次从闽海关厦门口采购武夷红茶。据美国学者马士撰写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记载，17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首次从福建采购300磅（约136公斤）上等绿茶和80担（每担合50公斤）武夷茶。此后，英国东印度公司自闽海关采购的武夷茶数量迅速上升。

　　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廷限令西洋船只“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此后，中西方贸易进入历时近百年的“一口通商”时期。此时恰逢欧洲饮茶风气在各阶层普及，消费者的饮茶嗜好也由绿茶转向红茶，武夷茶区的地位逐步抬高，在欧洲一度成为华茶的代名词，Bohea（武夷茶）、Sou-chong（小种红茶）等词汇至今保留在英语词典中。清嘉庆朝前期，中国出口的红茶中，85%冠以“小种”名称。

　　武夷茶的持续旺销，催生了以武夷茶区为起点的茶叶跨境运输两大流向：一是供应蒙俄市场的万里茶道。武夷茶区的青红砖茶、白毫茶，由苦力挑至江西铅山后，经信江走水路运抵鄱阳湖，溯长江抵达汉口，而后穿过河南、山西、河北、内蒙古，直至蒙古国境内，经库伦（现乌兰巴托）抵达中俄边境的通商口岸恰克图，进入俄国后继续延伸至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全程约1.3万公里。1853年，闽江茶道通航后，万里茶道出现了海路运茶，由福州港海运至天津，再经张家口运到恰克图。高档红茶则由福州港海运至敖德萨港。福州成为万里茶道的重要节点。

　　二是供应欧美市场的广州茶道。武夷茶区的茶叶运到江西铅山后，走水路到鄱阳湖，再经大庾岭商道进入珠江水系，最终抵达合法贸易港广州，全程约1440公里，要走45天以上。这条茶道路途长、运费高，加上沿途数个税卡和粤海关的关税、贿金，洋商买到茶叶的价格已经翻了数倍。此外，还有一条经汀江、潮汕转运广州的辅助茶道，但运量远小于广州茶道。

　　万里茶道和广州茶道，均须经过武夷山至江西铅山河口镇、长约110公里的“鹅湖古道”。这条连接闽赣的交通要道历代均有修葺，山道上行走着规模庞大的挑夫群体。他们通过肩扛背驮，串连起闽江水系和赣江水系，把巨量茶叶运销各地。

　　尝试开拓新茶道

　　通过上述茶道，福建茶叶源源不断运销国际市场。18世纪至19世纪30年代，欧美各国因购买茶叶而流入中国的白银高达1.7亿两，一定程度上对冲了西方对华倾销鸦片带来的“银荒”。为了追求更高利润，西方冒险家们开始了历时数十年开拓新茶道的尝试。

　　第一条：闽江—福州—沿海路至广州，被禁。

　　181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武夷茶区经闽江航道，试运一批茶叶至福州，再雇佣福船沿海路运至广州，全程不过13天，每担茶叶节省运费3两白银以上。随后，这一线路的茶叶运量大增。广州行商们担心外贸独占权受损，吁请两广总督奏请朝廷禁止自福州海路运茶。嘉庆皇帝考虑到沿途榷关税收和数十万苦力生计，1817年谕令皖、浙、闽三省巡抚：“所有贩茶赴粤之商人，俱仍照旧例，令由内河过岭行走，永禁出洋贩运。”

　　第二条：武夷山—江西铅山河口—浙江常山—上海，成功。

　　上海口岸开埠后，嗅到商机的英国商人，迅速委托“千里马”（受洋商雇佣的华商）开通一条到上海的新茶道：茶叶运至江西铅山河口后，经水路运至玉山，由苦力挑运至浙江常山，再顺钱塘江经杭州湾运抵上海，路途约28天，较之广州旧茶道，时间和运费都大幅下降。新茶道开通后，促成了上海港的迅速繁盛，也导致兴盛了近百年的旧茶路瞬间遇冷。沿途数十万船工、挑夫恐惧于生计中断，吁请茶商仍行旧道，但无人理睬。旧茶道遭弃用后，沿途县的官民冲突和财产类、暴力类社会治安事件骤增，并且外溢到旧茶道周边250公里内的非沿途县，这对晚清闽、粤、赣三省的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冲击。

　　英国人知道，与闽江茶道比，上海新茶道仍非最优选择。1842年8月，在英舰炮口下的谈判中，道光帝叮嘱“福州地方万万不可予”，并提议以泉州代替福州。英方携战胜余威不肯让步，并要求在福州“设领事、立夷馆、住家眷”。万般无奈下，道光帝只能“念民生之涂炭，抑遏勉从”。

　　十年“废口”与贸易遏制政策

　　从传教士转行的李太郭（George Tradescant Lay）作为英国首任驻福州领事，于1844年6月30日乘船抵达福州。闽浙总督刘韵珂暗中派人阻拦其进城。1844年7月3日，李太郭在城外南台鸭姆洲一间破旧屋舍前，升起代表英领馆的米字旗。英国公使抵榕视察时，看到英领馆竟在如此偏僻简陋之处，便向福州官府强力交涉，李太郭才得以进城，并租赁了乌石山积翠寺前院作为英领馆。

　　此后，英领馆人员和洋商普遍感受到福州居民的浓厚“恶感”。“植物猎人”罗伯特·福钧（Robert Fortune）在《两访中国茶乡》中写道：福州府的官员以及百姓，大体上和他们广州的同胞类似。他们对外国人都抱着猜忌心理，希望把外国人从自己的省里赶出去。他们监视外国人的一举一动，按时向政府汇报。

　　福建官府密令省城内外的商民不准与外国人交易。很长一段时间，无人与英商交易，以致英商的洋货积压难售。其间，虽有“奸民”向英方告密，福建官府佯装不知，继续推进遏制政策，导致洋人在福州市场买不到足量的茶叶，还不断与福州市民发生摩擦。由于近10年没有贸易，英国将驻福州领事的地位降至副领事，并对福州领事馆进行了裁员。

　　闽江茶道重启与“破圈”

　　清咸丰元年（1851），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长江中下游地区成为主战场，武夷山茶北运的万里茶道大部分被切断。同年，上海爆发小刀会起义，武夷山运往上海的新茶道再被切断。

　　新旧茶道先后堵塞，英美洋行的茶叶产供链断裂，他们的目光再次投向闽江茶道。此时，福建地方政府的态度也在悄然变化。由于太平军战火蔓延，闽浙地区财政吃紧。受上海港茶叶贸易的巨额茶税诱惑，以及外销茶道被堵引发的民生重压，福建巡抚王懿德果断上奏，开放闽江茶道，在福州开茶市。

　　消息灵通的美国旗昌洋行派遣买办阿洪携款深入武夷茶区采购茶叶后，沿闽江顺流而下，4天即运抵福州，比起之前到广州45天、到上海28天，节省了大量时间。运输成本上，一担武夷茶运到福州的运费，比广州旧茶道少了3.49两银子，比上海新茶道少了0.966两。高额的利润，吸引了各国茶商。

　　开禁后，福建的茶叶终于可就近在福州交易，不仅节省大笔运费，更节约了大量时间。长期扭曲的茶叶产销链矫正后释放出巨大能量。福州口岸的区位优势迅速凸显，每年6月10日前，茶叶即可从福州装船发往欧洲，比广州、上海口岸提前5周至6周。于是，各国运茶船云集福州港，福州的茶叶贸易瞬间火爆起来。

　　由于洋商多、销路广、口岸功能完善等优势，福州港的茶叶贸易产生“虹吸”效应，带动了福州周边和闽北闽东、闽南的茶产业发展，全省以茶为业者不下百万。广东潮汕等地的茶叶也沿海路汇集到福州；皖南和江西的茶叶也经“鹅湖古道”反向运至福州。同时，产业要素加速集聚，福州港很快超过广州、上海，成为全国最大的茶贸易港。据统计，1853年至1886年的30多年间，福州港年均出口茶叶约占全国总量的三分之一，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茶港”。福州港巨大的贸易体量，也给闽海关带来巨额税款。经济史学家汤象龙编著的《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一书记载，自1861年开关至1885年，闽海关税收额稳居全国海关前两位，其中两年的税收额居全国海关首位。

　　福建茶叶在外销市场风声水起的同时，在国内市场也声名远播，并赢得了清廷皇室的青睐。1862年正月，福州将军兼闽海关监督文清向同治皇帝进贡了武夷山的莲心尖茶4盒。如今，该批贡茶在故宫还有少量库存。

　　茶香致远，港通天下。数百年前，一片片福建茶叶自福州港启航，跨山越海，串联起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通途，传递出中华文化的迷人风采。那段“世界茶港”与闽海关的辉煌过往，至今仍在历史长河里散发着独特魅力。同时，也激励后来者接续奋斗，让“世界茶港”在21世纪绽放新的时代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