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衍

　　陈衍（1856-1937），小名伊昌（一说尹昌），字叔伊，号石遗，别署拾遗、醉石、陈侠、匹园等，晚称石遗老人。福建侯官（今福州）人。

　　陈衍并无显赫家世，但家风嗜学，是以早年受过良好、严格的传统训练，深入、持久地学习儒家经典，打下了较为全面的基本功。然他无意科考仕进，只不过面对旁人的期待与繁重的家庭负担，不得不边读书求取功名，边游幕大吏帐下襄助建功，也辗转南北任课讲学。

　　三十年游幕四方，四十余年执教南北，陈衍诗书造诣精深，著书立说，声名日盛，是“同光体”闽派诗人领袖。

　　也许不幸，这位“五柳孤松客”历经时局动荡；但所幸，他亦爱游历山山水水，且终于在三坊七巷中拥有了一方虽然不大但属于他的天地，并在这里作了人生最后的道别。

　　家风濡染

　　咸丰六年（1856年），陈衍生于侯官城东北井楼门内龙山之麓。其祖上是在顺治年间从晋江迁到榕城的，家境贫寒，几代人“皆积学未仕”，靠设馆授徒为生。

　　陈家家庭条件虽不怎样，但对子女的教育却很是上心。其父陈用宾“烂熟经传”，故而陈衍兄弟几个都是在他的亲自教导下学习传统儒家典籍的。且他教养儿子甚是严格，“每晨寝未兴”，就令几个孩子立在床边背诵之前所授的内容，“一字错落，必呵正之”。

　　得益于父亲的教导，陈衍兄弟几人都打下了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尔后，兄弟几人请业名师，学制举文，哥哥陈书、陈豫在光绪元年（1875年）中举，陈衍在光绪八年（1882年）中举，弟弟陈迁则是考中了秀才。不独兄弟几人“皆有殊禀”，陈衍的三个姐姐也能诗会文，她们的吟诗之作还被陈书辑录为《对影楼合稿》。其中，二姐陈芷洲著有《闻妙香室遗集》行世。

　　同治四年（1865年），陈衍十岁之时，父亲去世，此后“赖二兄以养以教”，尤其受长兄陈书的影响很大。

　　陈书年少事父极孝，父亲去世后，作为长子的他担起了整个家庭的重担，上奉养老母，下教养弟妹。陈书“少通达当世务，以文章名于时，督闽、抚闽使者徐宗干、左宗棠、王凯泰、丁日晶、岑毓英皆以为奇才”。中举后，他当过大田县学教谕，后官直隶博野知县。

　　陈书长陈衍18岁，长兄亦如父。他常在家里教授陈衍古文诗词，“假馆于外”时，又常常带着陈衍一起往读，课诗举业，亦师亦友。在“标奇萧逸，诗学倾一世”的长兄影响下，陈衍在诗歌方面的天赋日显，且学业有成。

　　同治十三年（1874年），19岁的陈衍与二哥陈豫一起考入乌山致用书院。在书院里，陈衍还常凭着其优秀的诗赋作业，获得奖金，用以贴补家用。不过，陈衍对举业到底“不喜”，经史诗文之外，还广泛涉猎历代笔记、小说、传奇，以及山经、地志、金石学、目录学等，“无所不受，无所不读”，二十出头，已经满腹经纶，文才出众了。

　　几个弟妹的婚嫁之事，也是陈书操持的。三个妹妹中，“于诸女兄弟中最英朗”的陈芷洲嫁得最晚。因为帮助兄长在家料理家务之故，同治十一年（1872年），陈芷洲嫁给沈葆桢长子、沈瑜庆的兄长沈玮庆之时，已26岁。

　　不过，也正是因为她在家中管事，熟悉家庭开支等事，嫁入沈家后，婆母林普晴很快就放心让她当家。陈芷洲也不负所托，很得沈葆桢夫妇的赞赏。

　　胞姐嫁人两年后、也即陈衍考入致用书院的那一年，陈衍迎娶了同邑才女萧道管，这还是陈书托好友陈燮嘉为陈衍求的婚。

　　萧道管（1855-1907），字君珮，一字道安，别署萧闲堂主人。萧道管出生于福州雅道巷一个富商家庭，其父萧凌皋乃“弃儒从商，致多金”，七十得女萧道管，奉若明珠。

　　萧道管自幼聪颖，勤学不倦而至废寝忘食。她工小楷，笔法秀劲，工整遒美；善诗文，且长于考据之学，著述颇丰，有《说文重文管见》《列女传集解》《萧闲堂札记》《然脂新话》《萧闲堂遗诗》《平安室杂记》《戴花平安室词》等传世。实当陈衍“兼容德才”之赞。

　　陈衍婚后，与萧道管志趣相投，感情弥笃。不过他们婚后四年，因几位姐姐已先后出嫁，诸兄弟也各自成了家，陈衍就与兄弟们分家另过了。而他与萧道管的几个孩子也相继出世，家庭人口增多，陈衍的经济负担日重，生活愈见窘迫，他不得不为养家糊口而多加努力。

　　中举，或也算是其一吧，毕竟他素来是不慕仕进的。1882年，陈衍与林纾、李宗言、卓孝复等人同榜中举。这些人，后来都与陈衍有着很深的交情，其中，尤与林纾交谊深久，往来频密。

　　游幕四方

　　中举后到1886年间，陈衍最早提出了“同光体”的说法。后来，“同光体”渐成一种成型诗风，并迅速成长为闽派、赣派、浙派三大支，获得大批文人追捧。

　　这之后，陈衍迫于生计，开始游幕四方。

　　光绪十二年（1886年）九月，陈衍赴台入刘铭传幕“掌记室”，协助这位首任台湾巡抚开发台湾。不过因其夫人萧道管到台后水土不服，多病，他居台仅一年三个月，即返闽。但他在台时，正是积极为“同光体”标榜门户之时，这使得“同光体”诗派的影响流及台湾。后来，他还曾为梁启超修改游台湾诗稿《海桑吟》一册，“中言台事有误者，为易数处，任公至喜”。

　　光绪十五年（1889年），陈衍只身往湖南，任职于湖南学政张亨嘉处，为其总襄校（评卷的总助手）。这时，陈衍公务颇繁忙，出题，阅卷，夜以继日。其与张亨嘉相处良好，后者尤其赞赏陈衍的才学，以至于后来张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时，还多次来函礼聘陈衍为教授，要与张之洞“抢人”。

　　光绪十六年（1890年），受王仁堪委托的都察院官员冯锡仁，将陈衍推荐给时任江苏省苏松太道台兼江南制造局总办的刘麒祥为幕客。时年七月，陈衍到上海。这时，他的薪水较此前要高些，但仍不敷用。

　　刘麒祥对陈衍很是照顾，看到其养家之辛，不仅为他在广方言馆谋了个汉文教习的教职，还劝他授徒卖文，并广为其介绍“买家”。陈衍应允作寿文、墓志铭等，“每篇收润笔银三十至五十两，若作骈体文的寿言，则每篇收银一百两”。此类文章，于陈衍实在容易，他总能又快又好地完成，引来不少达官贵人慕名而来请他命笔。

　　笔墨文章带来的经济收入，让陈衍在上海的八年生活，得以安定不少。不过，不同于他自己投入心血的著书立说，这类应酬文章在他看来都是不值一提的“草草之作”，后来，他索性将这些稿子全部烧掉了。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八月，刘麒祥染疾离世，陈衍因此失去了酬金较优的职务，但下一个机缘已在酝酿——已卸任的清末外交官陈季同与其弟陈寿彭在上海创办的《求是报》正式创刊，陈衍被延聘为主笔。

　　陈衍在《求是报》上发表诸多经世致用的思想论说，关切时事，以期觉醒国人。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看过《求是报》上陈衍的文章后，认为此人“才识杰出，文章俊伟，近今罕见”，想延其入幕。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陈衍到武昌晋见张之洞，后来在多方相劝下，终于决定辞去《求是报》的职务，入张之洞幕，任《官报》总纂，“总办一切新政笔墨”。其间，他还作了《戊戌变法榷议》十篇，就变法存在的许多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

　　戊戌政变后，《官报》停办，陈衍转而任新筹办的《商务报》总纂。他以《商务报》为阵地，撰写经济理财论文，聚焦币制整顿，报道各国经济形势，翻译外国经济书籍，致力于研究实业，振兴商学。

　　除办报外，陈衍对“废止厘金、实行统捐、土药盐斤加税、铸造铜圆、改善官办工厂经营等”，屡有筹划和建议，对湖北府库充实大有助益，也使张之洞在大兴军备、建工厂与学校、派遣留学生上游刃有余。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张之洞奉诏暂代两江总督，尔后进京述职，兼任经济特科考试阅卷大臣。他与漕运总督陈夔龙，均保举陈衍为经济特科人才。其中，张对陈衍的考语是：“学富才长，于中外古今政治利病，皆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陈衍在张之洞的期望与催促下，于次年五月进京应试。在此之前，陈衍已多次赴京参加会试，都没有结果。他并不热衷此道，只不过是勉力为之。这次经济特科的考试，也是如此。而且这次他因为答卷格式问题被判“违式卷，不予评阅”，别人为他惋惜不已，他反倒是松了口气。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陈衍再到北京。这次，他是被姻亲好友如郑锡光、张元奇、林绍年等相劝，来就任清廷学部候选主事一职的。后被分在学部总务司审定科工作，兼在参事厅行走。行前，张之洞赠他路费千金，还为他保留了官报局每月五十金的干修，对陈衍很是关心。

　　此后直到1916年，陈衍在北京前后住了有九年的时间。而他在宣武门外小秀野草堂、桐城会馆、东城顶银胡同等处的住所，则成了友朋欢聚之所，“诸名士恒集其斋中赋诗斗酒”。“精饮馔”的陈衍，还常亲自下厨，做些平常却细致的福州便菜，“陈家菜”在一众名士中也颇得好评。

　　陈衍在京，供职于学部外，边授课边著述。早年间，陈衍就有在上海广方言馆教习的经历；张之洞幕府时期，他也受聘出任过湖北两湖师范学堂国文兼伦理学教授，兼方言学堂国文教授；若非张之洞不肯放人，陈衍可能更早就被张亨嘉礼聘到京师大学堂任教了。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四月至次年十二月，陈衍在京师大学堂及其分科大学任经学教员，弘扬国学。1909年，陈衍还兼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教习，讲授伦理学课程。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陈衍继续担任经学史学教授，此后一直在北大执教至1916年底。教学任务不重，暇时他得以开始撰写他最重要的一部诗学著作《石遗室诗话》。

　　辛亥革命后，陈衍不当遗老，也反对“筹安会”对袁世凯的“劝进”，倒是对孙中山多有欢迎。1912年4月，孙中山到闽，陈衍不仅热情参加欢迎筹备会，还亲书了会场上的欢迎联：“有天下而不与，微斯人谁与归。”然此后军阀混战，陈衍以回里修志的合理缘由，离开了北京，回到福州。此后又因时局不安，多次辗转避乱于上海、厦门等地。

　　第2172期